哥哥虽然不吃零食，但他和伊万关系好，所以比她还更难过。她很少见哥哥哭，但送别那天哥哥哭得特别惨，回来一路上都在掉眼泪。她看着王耀哭，心里难过竟也跟着哭起来了。

王春燕真正知道伊万和王耀的事情是在伊万走后大概一个月左右。周五她回家的时候听到书房那边吵吵闹闹的有说话声，就小心翼翼地凑到虚掩的门边，透过一点门缝看到父母都在里面，再转个角度发现王耀竟跪在书桌前。

父亲随手抄起一本书往王耀身上砸，说：“这会儿知道害臊了？你做得出来我都说不出口！两个大男人不清不楚的，基本的礼义廉耻都没有了！你帮人整理东西整理到床上去了？！你老实说，你和那个俄国人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母亲在一边抹着眼泪。

王春燕一下就想起来之前看到两个人亲吻的那一幕，心里一下觉得慌乱又恐惧，慌慌张张地跑掉了。她找到任勇洙，和他说：“我和你说个秘密，你不许告诉别人。”

吃饭的时候母亲来找她，春燕忐忑地回了家。晚饭有点尴尬，父母都一句话不说，哥哥也不在饭桌上。书房门还关着，她犹豫着问了一句：“哥哥呢？”父亲重重哼了一声，母亲头也没抬，淡淡地说：“哥哥今天不回来了。”王春燕也就不敢再说话了。

第二天王春燕也没见到王耀，直到第三天下午才见到他。他脸色惨白脸上还有伤，一个人坐在客厅发呆。见春燕过来，他笑了笑像从前一样想摸她的头，春燕本能地闪开了，用一种充满怀疑的眼神看着王耀，活像看一个阶级敌人。王耀愣了愣，尴尬地笑了笑，僵硬地把手收了回来。

那之后王春燕很少见到王耀。王耀几乎不回家了，这倒让她松了一口气。她觉得王耀不正常，那个时候他们甚至没有同性恋这个概念，只知道这是最肮脏下流的一群人。她不敢相信从小照顾自己的哥哥是这样的人，也没想到受人尊敬的大哥哥也是这样的人。她无法接受这件事，对王耀的态度也从喜爱变成了鄙夷，以后偶尔的几次见面也没给过他好脸色。

再后来到了十年文革。王氏夫妇家里原本都是大地主，父亲曾经去英国留过学，春燕还有个叔叔在台湾、有个舅舅在法国，要不是父亲有远见，解放前早早把家里的地卖了，可能解放初就被处决了。他们家毫无疑问是黑五类，而任勇洙是红五类。任勇洙是遗腹子，他的父亲是工人出身的革命军人，死在渡江战役中，倒在了新中国的大门前。柳寡妇一直受照顾，这也是为什么柳寡妇一个无所专长的文员能住在厂领导的宿舍区里和他们家成了邻居。

小时候王春燕不懂这些，成天对着任勇洙一副小霸王的蛮横样，任勇洙倒也乖巧，对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上了初中她就开始感受到这其中的差别了，同学中有人看不起她，有人在背后说她，出身好的人都不愿意和她当朋友。只有任勇洙还带她玩，有什么事也护着她。其实春燕心里也委屈，自己思想上根正苗红，凭什么因为出身问题就被人这么看不起？

1966年的时候王春燕正好初三。五月文革爆发，清华附中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很快就形成了席卷全国校园的浪潮。春燕所在的中学也很快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学校完全瘫痪了，任勇洙成了红卫兵组织里的一个头头，带着一群人把校领导抓出来批斗。春燕在下面看觉得他威风八面，心里羡慕得紧，她也想当红卫兵。

她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偷偷去问任勇洙她能不能也参加。“当然可以！”任勇洙拉着她，眼睛亮闪闪的，“只要你和你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你就是我们的人了。”从此王春燕就戴着红卫兵袖章和大家一起搞革命去了。为了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王春燕就住在学校里，再没回过家。

王修平听说了她不回家在外面做什么，到学校来找过她一次想带她回去。那个时候王春燕正和任勇洙在说话，看到爹来了心里害怕，赶紧就想跑。任勇洙拉着她让她别怕，上去一脚把王修平踹开，说：“你个反动知识分子，找燕子干什么？”这一脚很重，王修平五十多岁的人又是长久不干重体力活的，捂着肚子跪在地上直冒冷汗，一句话说不出来。旁边几个红卫兵听到声音都看过来。

王春燕看父亲痛苦的样子，有点害怕地拉着任勇洙说：“不用打这么重的！”任勇洙想了想，递根棍子给她，说：“你打他两下。”

王春燕没真打过人，拿着棍子不知如何是好，一低头正对上王修平的眼睛。王修平因为腹部的疼痛眉毛皱成一团，眼睛死死盯着王春燕，王春燕心虚得手都在抖。任勇洙看她下不了手，凑过来着急地说：“大小姐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不是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吗？实在下不了手你做个样子踹他两脚也行啊。”王春燕用力握着棍子，心一横闭着眼睛往王修平背上狠力踹了几脚，吼着让他快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