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说了很多，谢微兰模模糊糊地想了起来，这人是沈爱立小姨父的同事，当年苏瑞庆离开申城的时候，托她帮忙照看一下他的俩个同事，她想着，不过是顺手的事，就叮嘱下面的人，每次批判的时候，不要闹得过火，更不要上升到肢体矛盾。

此时对上刘武夫妻俩，谢微兰略有些疏离地道：“您过誉了，我也没有做什么，您不必放在心上。”

刘武的夫人却是拉着她的胳膊道：“谢同志，别的不说，一餐饭得让我们请的，多亏了你啊，不然我家老头子还不知道遭多少罪。”

等谢微兰坐在刘武家的餐桌跟前的时候，她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被这老夫妻俩说动的？

午餐是四菜一汤，刘武的夫人陈婶子还拿出来一瓶自酿的黄酒，和她道：“这酒度数不高，就是喝个意思而已。谢同志，您要是喝不惯，我给您拿一瓶汽水？”

谢微兰倒无所谓，“婶子，这个就可以了。”

一顿饭，老夫妻俩说的多，谢微兰不过是偶尔附和两句，她听他们说，1976年的时候，苏瑞庆就重新回到了卫生局，由主任一步步做到了卫生局局长，当初欺负人的蒋春生早早就被革职了。

说起他们局里，现在做的一些公共医疗类的项目，很多都是由苏瑞庆牵头搞起来的，刘武感叹道：“苏局长还算年轻，耽搁的几年，当是去基层锻炼了。就是我们，上了年纪，再过两年就得退休了。”

陈婶子拍着老伴的手道：“哎呀，退休也挺好，以前你想歇，可都歇不了，老头子，现在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刘武叹道：“是啊，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自顾自地接连喝了两杯酒。

陈婶子微微叹了口气，和谢微兰道：“谢同志，你刚说马上要去欧洲是不是？我给你个地址，你到了那边，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就去这个地方找人。”

陈婶子戴着老花镜，从抽屉里摸索出一个小本子来，翻到其中的一页，把上面的地址又重新抄了一遍，才递给谢微兰，“是我娘家侄子的地址，他在那边生活了好多年，最近来信说，想接我们去国外看看。我是懒得去了，一把老骨头了，就想赖在家里，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舒服。”

谢微兰接了过来，向老人家道谢。

陈婶子见她收下，高兴得不得了，“不用谢，不用谢，能不能帮得了你，还两说呢！”又和她道：“这侄子，和我感情好，你说是我的朋友，他肯定给你帮忙。”想想，又起身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并交给了谢微兰。

此时的谢微兰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想着人家一番盛情，没必要拂了人家的好意。完全没有想到，当有一天她真的在欧洲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是这一天的一个小插曲，帮了她大忙。

从刘家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钟，她按照和姑姑约好的时间，坐上了去京市的火车。

在那里，她要去见她出国前，唯一想见的人。

在京市，谢微兰见到了沈爱立，将姑姑给自己的那枚胸针，送给了沈爱立的女儿。她一直觉得，冥冥之中，她和沈爱立有着很深的羁绊，如果自己当年没有走错路，也许她会像沈爱立一样，走在一条光明的大道上。

在合适的年纪，和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同志结婚，然后生下一个可爱的孩子，有一份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

但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她迈出去的每一步，都没有重来的可能。

7月11号，她跟着姑姑来到了法国，开始学习法文和欧洲的生活习惯，常常两三个星期都不出门，把自己关在家里，跟着她的法语老师闷头苦学。

姑姑担心她的健康，她却觉得很好，在她的成长路上，她从来没有这样心无旁贷地学习的机会。

等会一些基础的日常交流以后，她开始走在法国的街头上，观看这边的华人是如何谋生的。纵使姑姑说会给她留一笔不菲的遗产，但是她这个人，自幼缺乏安全感，从来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

她要自己在这边扎根。

两个月以后，她进了一家中餐馆当服务员，后来又做了切菜员.西点师。

很快，她用自己的所有积蓄，和姑姑的资助，在法国开了一家自己的中餐厅。

她和姑姑一起平静地生活了五年，1984年，姑姑罹患癌症去世，她在处理姑姑遗物时，忽然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说她是姑姑收养的女儿，并未曾解除收养合同，想将她从姑姑的房子里赶出去。

在焦头烂额之中，她想到了陈婶子曾经抄给她的一个地址，经过一天的翻找，终于在一本书中找到了那个写着地址的纸片，和陈婶子的亲笔信，叩开了一个华国人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