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到明朝考科举(460)

他的笔尖在最后那个“乐”字上反复描了不知多少遍,墨迹直浸到木板里。直到草稿纸上湿了一团,他才蓦地惊醒,拿起卷子吹了吹,卷上那个黑浓的乐字重重地印入眼帘,电光石火间勾出了一句话——

夫乐者,德之华也!

他还想着乐与德怎么联系,这不就联系上了!

虽说这是音乐的乐,不是诗里逸乐的乐,可《礼记·乐记》中又有“夫乐者,乐也”之句。音乐本身就是人心欢乐的体现,乐又是德的精华,“君子广乐以成其教”,以乐为教化之法,百姓受音乐教化,也可以潜移默化感染平和柔顺的品德。

君子美而乐,有光耀的品德。而其德音发而为音乐,百姓受音乐熏陶教化又感染君子之德,仁孝忠顺,国家则又会因之安定,反保其君主,上下和穆,岂不正合了《假乐》一诗赞美君子令德彰显,保有天下的原意?

这个“乐”字一定,文章就出来了!

崔燮把湿坏的草稿纸往旁边一扔,重拿出一张新的铺在面前,从“乐”字入手破了题——“即乐化之大成,见君子之深蕴矣!”

“乐者,德之华也”,乐化即是德化。人民感乐音而向道,不正体现了君子“不解于位”的贤德?

这句承题写破“君子之德”后,他便直接起讲乐化之法:君子将自身之道化入的安乐的乐曲中,乐中便含了教化之道,便可以安定万民!

这样带有君子之道的庄严歌乐自朝廷流通四野,乐音将君心王政毫无阻地传至百姓心中,导其向善;人民久受德乐熏陶,感染君子之德,也会渐渐潜消心中贪暴私欲,使得天下清宁。

这便是移风易俗,这便是以乐教化的功效。

前四比先是以“乐”入“德”,写了君子的“嘉乐”如何成为百姓的“安乐”,将题目那一句话发散至全篇主旨,后四比就要再从诗旨回归题旨。

中庸有言,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于天,即是君王。为君王者就要纲纪四方,统括维系百姓,不容涣散。

从“纲纪”二字,又顺顺当当地写进了原题所在的那段“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群臣百姓皆受君王纲纪,各安其位,各行其是,众臣不怠不惰,百姓不被苛政乱政所惑,自然能够安乐。

君不懈怠而百姓安乐,百姓安乐国家才能安宁。这才是“公尸”作此诗以答君王祭礼时呈上的《凫翳》诗的苦心所在。

文章写到这里几近圆满,却只还没写出出题人的意思。敢在会试考场上挑这种含有讽劝君王意思的诗句作题目,本身就有借此劝谏天子的意思。

这题八成不是尹阁老出的,而是吴右谕德出的。吴谕德是未来弘治天子的老师,师徒直率敢谏的脾气都有点儿像,下一朝肯定能当一对好君臣。可这道题目出在成化朝,注定是个不受欢迎的题目,答题的学生们多半也不敢写出讽谏之意。

可他却想写个试试。

不是为了揣摩主考心意,而是为了把这篇文章写得更圆满、更合题目本意;也是他作为李东阳的学生,刷了这么久声望的人,该有几分老师的风骨。何况只在卷子上隐诲点一点劝君主纳谏的话,并不是什么犯忌的东西,天子也不会凶残到因为他劝百讽一就把他送进诏狱。

——就是进了,诏狱主管还是他男朋友,进去就当提前度个蜜月了。

大不了就是考官不喜欢他这篇文章,可这又是五经文中的倒数第二篇,根本没有考官会细看。他前面的文章若足够好,自然就能取中;若取不中,就是他整体水平不足,也不在这一句半句讽谏上。

申时却还未到,还来得及再加一个大结。

《假乐》的经注结尾,朱子注“方嘉之,又规之者,盖皋陶赓歌之意也”,正是盖章了这首诗讽谏君主之用。

皋陶作《赓歌》规劝尧,先赞颂了当时君臣各安其位,君明臣良,各行其政;又规劝尧不要越行臣职,关注琐碎细务,而使大臣殆惰政务,使得万事废坏。而《假乐》一诗也遵循古贤劝讽的用心,在颂诗之余规劝枢机重臣勉力政务,使百姓生活安逸。

他提笔写下了皋陶、《假乐》出于唐虞夏周治事,却皆有讽谏的意思,以一个“何也”设问,自问自答,转写为臣之道。

人君处于康泰之时,或有忘忧之际,臣子就该负起讽劝君主的担当。然即进谏明君亦为难事,皋陶、公尸也只能将劝讽之意寓于颂诗中,后世臣子效法其道——如触龙说赵太后,便是以自身子孙前程为引子,从爱子之道劝谏太后不要干碍国事。

触龙的例子他只写了“爱其子孙之词”,并没写全,也不能再往下写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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