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看得出他心底的抗拒，却只以为他是不想作诗，安慰地拍了拍他：“作诗词哪有你想的那么难，多读古人文字，多见清丽风景，总能写出几篇能见得人的东西。你若实在作不出唐人气脉，能塌下心研究理学工夫，以理入诗，走宋人的路子也行。”

虽然李东阳是他的老师，可子不类父的都常有，徒不类师的……李老师也就认了。

他刚看完崔燮的画稿，心情正好，既不愿为难弟子，也怕他写出篇满是酸腐头巾气的拙作污染了自己的心境，便把画稿推开，给他取了纸笔作笔记用，坐在桌前道：“今日先给你讲讲宋学几家流派，日后再专讲周程张邵五子之言。”

顿了顿又说：“邵康节之学偏于数术，艰涩繁难，后人传之者少，当今有自称得其传承的也率多浅薄，你只知道些大概就是了，还当以另外四子为主。”

至于朱子的学问，都是科举书中就有的，崔燮把四书、诗经朱子注和朱子语录都背得烂熟，岂有不精熟义理的道理？

第219章

宋学先河, 实开于安定、泰山、徂徕三先生。

安定先生胡瑗世居陕西路安定堡, 故称安定先生，于湖州执教时开湖学, 分经义、治事为两斋, 也是宋儒学纯于经义之始。泰山先生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 为宋学重纲纪、严名份之始。徂徕石介则作《怪说》《中国论》，讥斥佛老、浮华时文, 奉儒学为正统, 是宋学排佛老、尊中华的开端。

这三位先生之论虽然没触及性理精微之处，但其学问确然为宋学先河, 后学者不能不通读。

李老师十分坦诚地说：“我家里没有三先生的书, 早年随老师研究宋学时略读过, 如今也记得不十分全了。待回头我问问老师和刘师兄家里还有没有，若没有就叫杨师弟从中秘库里借一本，你回去……也不必抄了，能知其论就行。”

崔燮规规矩矩地应喏, 心里就知道了这三位先生的地位——嗯, 拓展阅读类, 不用背。

与三先生同时还有许多名儒，比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司马光，都是名垂青史的名臣。韩琦知名度稍稍差了点儿，范、欧、马三人可都是上过中小学课本的名人，欧阳修兼进了唐宋八大家，崔燮刚开始读书时背了他好几十篇文章, 而司马光还凭一篇《司马光砸缸》上过春晚！

真心都是名人啊！

可他们的理学著作，崔燮是一本没看过。

想不到当年上学考试时就得背他们，现在连状元都考上了，还得背他们！

崔燮唏嘘地记着笔记，记下了范仲淹教训宋学五子之一的张载“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事于兵”，而后授他中庸，把一位名将的苗子教成理学大师的故事。

要是没有范仲淹这一教，张载说不定就成一了代名将，把西夏打下来了。而宋学少了这个横渠先生，他们后世读书人还能少背点儿东西呢。

不过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十二字名言写得太好，要是没了也有点儿可惜……

算了，看在横渠先生没上中小学课本折磨过他，四书和诗经注释里也没什么他的言论的份儿上，不嫌弃他了！

而北宋五子中，除了他和康节先生邵雍，剩下的三人实是一脉相承的师徒关系。程朱理学中的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年少时都曾随濂溪先生周敦颐读书，成人之后又各自确立了自己的学说。

周敦颐作《太极图说》与《通书》，以“主静”为本，让人以“静”修养自身，即是“灭人欲”。而他的两位学生，大程将其“主静”之说改成“主敬”，小程则在“主敬”之外益以“致知”，其本质实际上都是“存天理，灭人欲”。

这师徒三人在五子中抱团，把邵康节的数术学评为偏学，又说张载“苦心极力之象多，宽裕温和之气少”，只有他们周先生的学问纯正。

而朱熹又是二程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传的是濂溪与二程之说，他成了圣人，他所宗的三人也就成了理学立基的正统。

明代理学都是承袭宋学，尤其因为科举只用程朱注释，朱子之说就是正统真言，他推崇谁，明人就跟着推崇。李先生讲到邵、张二子时也难免有偏见，只叫崔燮好好学周、程、朱一脉传下来的正统理学，其余二子与更之后的永嘉、永康、南轩、象山……等学问都只泛泛了解就够了。

崔燮却是从穿越之前就对程朱理学不感冒，宁可问问先生偏门的康节之学是什么。

李先生本经不是治“易”的，对康节之学也没怎么用过心，琢磨了一会儿才想起该如何教他——或者说，如何叫他再也不想问邵氏的学问：“邵子之学，偏重于言数，却又与道家阴阳之说不同，其说以为数出于质，以‘数‘推论质之动静刚柔，故而能知天地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