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里的年轻人也是个个义愤填膺，还说舒总火眼金睛，早看出鲁建桥不是啥好人，果然坏得流脓。

年纪大些的，却是摇头不语，也不想发表什么看法，有年轻人看不过眼，便问他们为什么不说话。

老李眼皮子一搭，“你听清楚，这些孩子是被他们的父母卖出来的，今天抓了李阿爸，明天会有张阿爸，如果送回去，他们的父母只会把他们再卖一次。”

“况且。”老李重重的顿了一下，“你真以为这些小姑娘愿意回去吗？在外头当童工，至少能吃饱，也不受打骂，工资再少剥削的再严重，他们手里也能有几块零花钱。真以为回去了，会比现在好吗？”

“他们这个年纪应该回家，应该读书。”这是年轻人普遍的看法，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书，才能跳出原本的阶层，改变命运。

“问题就在这里，你不信去问问，他们以前读过书没有，这次送回去，又能不能读书。”老李斜视一眼年轻人，“这就是现实。”

现实从来不根据人的想像来，也从来不完美，往往戳得你哑口无言，欲哭无泪，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那也不能不管吧。”年轻人感受到了什么叫社会，声音都变得小了。

老李看了他一眼，一副我懒得跟你计较的表情，“那你管？”

“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我必须得管。”办公室里，舒雨听完律师完整的汇报，斩钉截铁道。

老管在旁边松了口气，“那真是太好了。”

他是记者，非常清楚，这种事政府都是联系到家长，派人把孩子送回去，就算完成任务。至于父母再把孩子卖出来，那是人家的家务事，再不济，也是当地政府该管的事。

其实人人都知道，父母一定会这么做，但没人在乎这些孩子的未来，只在乎不要在自己管的一亩三分地里出事。

律师不满的看了一眼老管，心想又不让你管，你当然说好。

但他的身份不同，该提醒的必须提醒，“这里是有法律风险的，父母健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变更监护人的。您就算出于好心管了，最后的结果，说不定还得吃官司，而且官司几乎是必输无疑。”

舒雨一时默然，她承认律师说的对，她曾经看过的新闻，那还是二十年以后的事，父母虐待孩子，孩子逃出去寻求帮助。可最后，还是被硬生生送回去，因为法律不支持变更监护人，最后的结果，是父母把孩子活活打死，然后法律支持把父母抓起来判刑。

没有提前预防的机制，也没有国家介入的法律，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真的就是能对孩子生杀予夺。哪怕事后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也无法挽回一条活生生的小生命。

就算世界上绝大多数父母是好的，但你也不能否认，总有那么一小撮父母不是人，而遇上这样不是人的父母，就意味着对孩子百分百的伤害，甚至是失去生命。

二十年后会失去生命的孩子都没人在乎，那么现在这些小姑娘，失去的只是未来，更不会有人在乎了。

老管一听有法律风险，张了张嘴，想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国家太大，事情太多，得分轻重缓急，很多事，顾不上。可以理解，但没法不难过，不沮丧，不痛苦，记者可以写文章，但也仅仅是写文章，最后还是会不了了之。

舒雨知道律师是对的，打了一个电话给黄会长，“老师，我有一件解决不了的事。”

遇事不决就问吧，不丢人。

黄会长听完，啧了一声，“这都是什么事啊。”

几个小姑娘被安排在工厂附近的招待所里，贺元春给他们预定了招待所的一日三餐，暂时将他们安顿下来。

警察过来看过，问过他们一些问题，看工厂安排的挺好，也就让他们继续住着。

舒雨过来的时候，几个小姑娘有胆小低头的，也有胆子大抬头看她的。可能因为警察来过，知道他们是安全的，所以并没有特别防备，问什么便说什么。

“不想回家，回家反正也得出来，来回一趟得不少钱呢。”里头胆子最大的小姑娘负责回答问题。

“没有，我们里头，只有我读到小学三年级，有一个读到一年级，剩下的，从来没有进入学校的大门。”

“外头好呀，比家乡好多了，吃的好，住的也好。”

“不怎么打的，老板有时候急眼了，会打几下，比我娘打的轻多了。你看她，小时候被她爸吊起来打呢。”

“读书，我不想，读不进去，不过她挺想读书的，总提。”

被点到的小姑娘鼓了鼓嘴，“总提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