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康认为，其问题的本质就是，官员，它就是一个是个人就能干的活计。要说竞争内斗，哪行哪业没有？可是，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生存法则，不管做什么，不管怎么才高八斗，都要跨过那道门槛，进入那个圈子。”

皇上嘴角一抽，拿过一个荔枝剥开，笑道：“你还有时间研究门槛文化、圈子文化？挺不错。说说你对当前小吏们、奴仆们联名上书的看法。”

保康坐下来，收敛他的嬉皮笑脸，一板正经。

“顾炎武老师对此说过一句话，‘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

先秦时候，‘官’和‘吏’常常不做区分，百姓还称呼三公的太师、太保、太傅为三吏。到两汉时期官、吏开始划分——‘官’特指一个地方的最高权利者，‘吏’特指这个地方的各类属官。但‘官’与‘吏’的地位，并没有太大区别。

三公九卿由‘吏’出身，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一直发展到宋代，三部六省的官、吏间的差别也并不明显。”

元代是一个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各民族文化混合的时代。到明代，‘官’与‘吏’的差异突然突显出来。‘吏’成为各大衙门里处理文书，诉讼的普通小民，不再属于官僚系统。

明成祖时期，朝廷规定‘吏’不能当御史，不准参加科考，断绝‘吏’的仕途。久而久之，‘官’和‘吏’明确区分。‘官’被人人仰慕，‘吏’被人看不起。只有科考无望的落第秀才或身份卑贱者才去做‘吏’。”

说到这里，他的表情有一丝凝重：“保康姑且认为，这是当官的‘门槛’进一步提高，官员的圈子进一步收缩。这并不是怎么好的事情，这代表阶级的固化，也是老化。”

“科举派官员们再无‘对手’，积极开始党派内斗。更认为‘吏’的地位极其低下，再也不能对他们造成威胁，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过问事务，也不会处理事务，凡事都有门下小吏打理。

小吏们被这般打压，自是心怀不满，自是要变相揽权。”

各个地方衙门的小吏们，通过高高在上的官员们的手，影响国家大事。

老百姓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这就是莫大的讽刺。

而这却是糊涂官员坐镇衙门的日常行为模式。周培公出身胥吏中的绍兴师爷集团，保康曾经有所了解，绍兴师爷抱团几乎成为大清官场的“五分天下有其一”，这就是官场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之一……”

保康充分表达出他对大清官、吏制度的不认同，认为这是一种“官场的畸形发展”。皇上就叹气。

“当年，前朝的科举党派大体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又分为浙江派、江苏派……江苏派又分为昆山派、吴江派……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派。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胜利里，他们跪谁谁就是皇帝，皇帝只能用宦官夺权……”

“皇帝没有钱花，国家的银子都进了官僚们的荷包，皇帝就派宦官去作坊抢银子，民不聊生……清兵南下，这些官员有的投降，有的在前面抗清，老百姓和奴仆们给清兵带路……”

皇上忍不住摇头：“王朝末期，乱象层生，是人都要争取一条自认为的出路。”

“……既然保康给他们撞木钟，汗阿玛就颁布诏书，给小吏们一个再次科举的机会。至于奴仆们，废除死契，看能不能类同八旗包衣制度，学习、科举、做官……估计很难。慢慢来吧。”

话头一转：“马上大婚，你真不要一个侍妾？汗阿玛可听你好几个兄弟哭诉，因为你不要侍妾，他们都后院起火。”

“你看看你折腾的，”皇上挺嫌弃，“这八旗的姑奶奶们本来就够泼辣了，都要和男子一样做事，现在还要学你‘一生一世一双人’。哪朝哪代有这样的事儿？那汉家老夫子都在小报上骂汗阿玛‘蛮夷果然是蛮夷，不懂男女尊卑’……”

皇上表示他特委屈，这天下有比他更想熊儿子后院成群，儿女成群的人吗？啊？简直不要太过分。

皇上因为这些年里不遗余力地提拔满蒙里面的音乐舞蹈技艺等等人才，大力发展新满洲文化底气足足的，不再对“蛮夷”两个字在意，还拿来训熊儿子。

保康眨巴眼睛，特平静地表示：“‘男尊女卑’本来就不对。要么一夫一妻公平的，要么就夫妻两个各玩各的也是公平的，要么就天下人都不成亲，废除婚姻这个模式，爱和谁生小娃娃和谁生小娃娃。”

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