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星小鼻子皱巴皱巴不吱声。

《尚书》曰“罪疑唯轻，功疑唯重”。罪行有可疑之处的，宁愿从轻处罚，也不能错杀无辜。要求难以决断的，证据不清的案件，要反复的斟酌，从轻发落。

但还是那句话，书本儿是书本儿。

一般大案要案，都分为两个情况。其一是有证有据，清楚明白的不难发落的死刑案，无需复审。其二是有所不清，或者难以发落的疑案，上报重审。

明朝有三司会审，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机关组成三法司，处理疑难案件。

清朝做的更多，直接将死刑案划分为五类，情实，缓决，可矜，疑虑，留养承祀。除第一种情实外，其余四类全部不予处死。

“情、理、法，每年秋审的时候，玛法和九司科道的官员们，都是慎重又慎重。

每个人都说‘人命关天’，宁可错放，不可错杀；那位姑娘的梦里，更是一个追求“人人平等”的时代。

所以，正义，到底是什么那？权势和金钱，可以理直气壮地买走一切，一切皆是商品吗？

弘星问自己，也问小系统。弘星知道，他玛法是一个好皇帝，好皇帝的下面有很多好官。

老百姓若遇到不好的皇帝，不好的官员，老百姓都说要认命，不认命就是错儿，因为他们害怕被波及，因为他们不是当事人，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反抗，基本上收不到多大的成效。

所以，识时务的分寸又是什么那？

血性和勇敢又是什么那？

上古时期，国际的凝聚力没有这么大。氏族是人们群居生活的基本单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相互扶持是个体赖以生存的基础。

为自己的亲人复仇，不仅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更是一种符合本氏族集体利益的选择。

《礼记·曲礼》中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公羊传》大义凛然地说：不复仇，非子也。

《礼记·檀弓》里记载，子夏问孔子如何对待杀害父母的仇人，孔子回答说，睡草垫，枕盾牌，不共处同一天地，若在集市或朝堂上遇到，即使没带武器，也要赤手空拳杀了他。

孔子的思想的核心是“仁”，在国家层面，他始终首推以“礼”治国。

“礼”，是维系社会的一整套秩序，其基础，正是君臣、父子纲常。

当孝悌伦理成为国家道德的基石，血亲复仇自然也会成为儒家行为规范中合理的一环。

周王朝设有一个叫“朝士”的机构，专门为意图复仇的人登记备案。如果自己的父兄为别人所杀，可以到此处登记仇人的姓名，以后如果杀死了仇人，就不会受到刑罚。

春秋末期着名的伍子胥，为向楚平王讨还父兄被杀的血仇，不惜投奔敌国，最后带领军队踏平故都，将昔日的仇人和君主楚平王掘坟鞭尸，这算是将血亲复仇推向极致。

伍子胥的行为，历来很少有人责骂，甚至不乏欣赏赞誉。他玛法，作为一个皇帝，都说伍子胥是英雄。

弘星继续查资料。

战国后期，由于私斗的风气愈演愈烈，血亲复仇的人很难遵守适当性的原则，往往滥杀无辜，危害到社会稳定，大部分诸侯国开始禁止这种行为。

进入两汉，儒家思想独尊天下，忠孝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伦理治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朝廷一下子陷入两难的境地。

一边是国家安稳，一边是血亲复仇的道德性和正义性，每个人观点不一，法令几乎是天天更改。

法令允许复仇的时候，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杀死欺辱自己母亲的仇人，到官衙投案自首。当时的汉和帝不但没有惩罚他，还下令表彰，甚至因他而命名一个县——慈溪。

法令不允许复仇的时候，肃州女子赵娥的父亲被李寿杀死，赵娥找到李，奋力挥刀杀死李寿，自己认罪伏法。地方官不忍惩罚赵娥，放她逃走……

赵娥被当地百姓立碑表彰，她的事迹也经常被后人书写和传颂。

这是道德和律法开始对立的着名案件。血亲复仇在汉朝末期处于一种“严令禁止但基本不执行”的处境，在弘星看来，也是部落和氏族逐渐被“国家”取代的过程。

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互相扶持，不再是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道德开始随之变化，国家法律开始强硬。

到了唐朝，国家有了更大的凝聚力，取代部落。唐武周时期，下邽人徐元庆，其父徐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徐元庆手刃赵某，束身归罪。

武则天召集大臣们商议——杀了徐元庆以正法典，同时也表彰他的孝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