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人作案动机和案件性质由我队犯罪心理侧写师虞归晚来做详解。”

虞归晚颔首，走上台，声音清冽有力：“从嫌犯作案地点、作案时段以及作案手段和过程来看，嫌疑人具备以下特点。”

“一，有准备，有预谋，案件性质为组织型预谋性的杀人案件。

二、能徒手拎动一百一十斤重量的被害人，青壮年、身体力量较强。

三、案发时胸前挂着相机，使用特殊登山结控制被害人，可能为户外活动爱好者或相关从业者。

四、熟悉城南老城区交通地理环境，本市人或长居北滨的人，日常活动范围即城南老城区。

五、常出入晚间娱乐性场所，与被害人交易毒品的买家有过接触。”

“作案动机呢？”旁听的新大队队长卢峻出声问道。

虞归晚的思绪被打断了，眉头轻皱片刻又舒缓开，她回道：“基于复合型人格障碍的现实动机。”

卢峻皱眉，似是对如此抽象的回答有所不满，但他也并未再多问。

虞归晚继续讲述自己的推论：“从嫌犯的作案手法可以看出他身上存在较为显著的双重人格障碍，即表演型人格障碍和与之紧密关联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有研究表明有三分之二的表演型人格都符合反社会人格的定义标准。”

虞归晚看台下部分人面色渐惑，进一步解释：“简单来说，这是一起剧场型犯罪，该概念是由社会评论家赤冢行雄在1984年率先提出的。

含义为以社会为舞台，犯罪者为主角，警察为配角，新闻媒体和社会群众为观众（注1），此类犯罪人大多存在挑战公权力及引起大众注意的强烈心理需求。”

“这种心理需求背后其实代表的是犯罪人强烈匮乏的被认同感，以及自卑心理，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嫌犯要将最终的案发现场选在大桥下，干涸的河床上。

如果他想要向社会和民众展示他的表演成果，他可以选择更能引起轰动的地点，比如广场，而若他不想让人发现，即应在杀害被害人后抛尸至隐秘地点。

但他选择了大桥之下作为杀害被害人的场地，这其实是一种折中化的处理，他不够自信到敢在更为暴露的地点作案，又希望作案结束后有人能尽快发现被害人尸体，事后，又将案件信息作案手法披露上网，引来社会大众的关注。”

“至于反社会人格障碍多来源于年少时期发展的品行障碍和越轨行为，缺少及时干预和心理矫治导致内心逐渐对犯罪合理化，犯罪心理取代正常的认知和行为模式，慢慢主导个人心理，并发展为对主流社会文化、道德、法律规范体系的敌对情绪。”

杨孝发问：“是和画皮案犯冯丹青类似的变态人格罪犯吗？”

虞归晚沉默了，眉头也渐渐聚拢，这正是她拿不定的地方，变态人格一定兼具各类人格障碍，但人格障碍不代表一定会发展出变态人格并走向犯罪。

而她犹疑不定的地方，正是无法说服自己在这起案子中感受到的诡异悖点。

如果是变态人格，他的犯罪心理犯罪手段早已升级进化，又怎会如此死板的在各种细节上复刻初犯案件，即使是为纪念，也会在形式上有所“美化”。

秦方明开口道：“小虞继续讲吧，先把你的分析说完。”

虞归晚点点头，继续：“在一些具有复杂的犯罪行为的犯罪人身上，他们所体现的人格障碍往往是交汇融合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仅仅只靠其中一种人格障碍作为犯罪的内在驱动力。”

“我刚刚提到的基于这两者人格障碍的现实动机，就是指从产生基础来看，嫌犯的动机和常态犯罪人的动机相差不大，都是出于一些现实需要。

这个需要，有心理层面的，比如维护自尊、人格地位，又或是生理层面的人欲，物质层面的为财，都是基于存在着的需要。而本案的嫌犯犯罪动机显然是出于心理层面的需要。”

“你说这些都是理论的东西，实际呢，嫌犯的实际犯罪动机是什么？”

虞归晚看向新任大队长，面色平静地回答：“表象动机就是杀人，动机背后的心理需求是复杂的多维的，其核心是以投射、歪曲、合理化、反向作用、移置等心理机制对自我欲望、需要的不当宣泄。”

卢峻和副局杨孝交头接耳起来，似在讨论评价虞归晚的分析。

江起云起身上台，“接下来我来吧。”

虞归晚点头，下台回到座位。

江起云喊道：“杨局。”

正在交谈的男人坐直身子，“你继续。”

“接下来，我队将以犯罪条件和嫌犯个人特点以及嫌犯动向和行踪确定侦查方向，以犯罪时间、犯罪手段确定侦查范围，具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