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学生们。

县学，州学，府学，国子监，无论什么学校出来的学生，他们都不缺工作，有底气规划自己未来的前程。

各家的商号来到学校招人。

各家的单位也赶来了。

甚至朝廷都出现了。

招人，扩张，招人，扩张，陷入了一个循环，拼的是扩张的速度，谁扩张的快，谁的资本就变得更雄厚，以人为本变成了抢人大赛。

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鼎，也就是后世甘肃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与后世的高压锅设计一模一样。

学者根据这个原理，制作出了高压锅。

很快这个专利被买走，又被使用到了蒸汽机上面。

煤矿产业的发达，催生了大量的技术，学者和工匠们有了更多煤矿的划分和了解，从裂纹度、气孔率等方面了解煤矿，更加细分了煤产业的生产效率。

通过对煤矿的了解，又发展了新的焦炭炼制技术，什么样的煤矿，可以练到什么品质的焦炭，不同的焦炭，被分别用来煅烧不同需求的钢铁。

工匠们想出了通过水流的方式，煤矿原料给到筛板上。

蒸汽机带动筛板循环的运转。

通过抽水机带动的水池，在外力作用下，水流周期性地经筛板孔上升和下降，在水流上升时，煤矿物料升起并松散，水流向下运动时，甚至在此之前，密度大的粗粒已先向下运动。

随着床层松散度的减少，粗粒运动变得困难，仅细粒可穿过床层间隙向下运动，称为钻隙运动。下降水流停止，分层作用一般暂停。

接着下个周期开始并继续分层，最终的结果是密度大的颗粒在下层，密度小的集中在上层，并分别排出。

这个产业链上的变化，数倍增加了效率。

一处处的变化，合起来就是整体生产力的突破，就算是如此，也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新的城市区，新的建筑，新的道路，新的船厂……

最大头的需求之一，仍然是大铁道项目。

而各地建设的发展，海外物资的供应，又让造船业成倍的提升，带来了更多的需求。

越发展，需求越大。

永乐十一年年底。

大明科技与技术会如期开办，全国的优秀学者们齐聚京城，还有高丽人，倭国人，琉球国人，南洋人，西部七省人，这些移居到大明的人才。

理化奖、发明运用奖、数学奖、生物和医学奖，文化奖、社会理论奖。

与当年的北平完全不同，那时候是组办方想着办法给别人颁奖，找到合适的人，如今面对各个都有拿得出手成果的学者们，组办方不知道颁奖给谁。

把奖项颁给谁都有不服的声音，让组办方坐蜡。

大明的人才津贴，例如定级为四级的学者，从每个月五毛钱涨到了一元钱，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每个月拿到一元钱的津贴。

大多数学者不在乎津贴，少部分的学者，虽然在乎津贴，但也有自己的收入来源。

一个个的学术圈，以四大国子监为主干，形成了自己的圈子。

马蓬瀛夫人。

得到了天文奖，六大传统奖项之外新诞生的七大奖项，因为马蓬瀛夫人提出的太阳说，正式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宇宙围着太阳运转，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宇宙伦理。

社会理论奖颁给了周承志，一位三十二岁的年轻人。

他为宋朝正名。

他的研究里，全面介绍了宋朝的一切，让人们知道了原来宋朝是这么的伟大，甚至得到了太子殿下的认可。

后世普通人讨论宋朝，对宋朝的看法，主要来自教科书，教科书上的观点，在介绍宋朝时普遍采用了钱穆先生的观点。

他编写的《国史大纲》首先用到了“积贫积弱”的提法。

由于钱穆先生在历史学界的泰斗地位以及这本书本身的影响力，他的这个观点成为几十年来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不过也有很多权威学者于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紧接着他还在后面作出论断：“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表明了对于中华文化的信心。

如果说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代表一家之言，那么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结论却是有根有据，不容置疑。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得出和陈先生同样的结论，即宋朝是中华文明的高峰。

因为南宋的土地面积小，所以普通人下意识的认为，南宋的粮食产量也会跟着少，而南宋人口多，所以推倒出宋朝对农民压迫是历代之冠。

实际上南宋靠着生产力的发达，通过优秀的生产力，不光在南方开垦了更多的土地面积，让南宋的田亩数量超过了唐朝，还因为引进和改进占城稻，提高了田亩产量。

唐朝最富裕的关中地区，稻谷产量每亩两石，而南宋许多地区大米亩产到了三石，在浙江明州，也就是后世的宁波，一年两种，亩产突破了六石。

宋朝的税赋之高，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才相当。

但与清朝不同的是，宋朝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农业以外的税收，属于经济税收，而不是农业税收，宋朝高度的科技水平，绝对不是孤独诞生的。

宋代的铁产量，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初期的总和。

宋代的造船业，不仅远超前朝，并且遥遥领先。

后世提出的四大发明，有三样都是在宋朝得到普及和应用，而宋代的发明当然不止这些。

工程方法、物理学、冶金、石油工业的开端，平民上升的通道……

宋代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高，一些学者按照宋代的税收和税率估算，发现宋代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相当于2007年中国的水平，这似乎有点夸张。

不过世界的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宋代人均GDP水平在450美元左右，相当于中国1949年的水平。

如果按照宋神宗时税收7070万贯，其中农业税为2162万贯，其他税人（主要是商业）为4911万贯，而农业的税率为10%，商业税率为3%估算（假定没有偷漏税的），那时的GDP应该为18亿贯，约合12.6亿两白银，按照2012年国际市场的银价计算，GDP大约为370亿美元。

宋神宗时约有百姓1700万户，每户人口约4～5人，那么总人口约8000万，人均GDP在450多美元，和麦迪森的估计类似。

无论如何计算，都说明宋代确实很富庶。

除了枯燥的数字，各种历史文献的记录都一致表明那时老百姓的生活非常优越。

宋代名臣司马光曾感叹说：“世风日下，贩夫走卒皆着丝袜。”意思是说，连农夫走卒都穿丝质的袜子。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宋代人生活水平普遍较高。

《水浒传》里那个没什么本事的武大郎，住的也是上下两层的楼房，相当于今天的联体别墅，这在《水浒传》中并不是个例，因为书中在城市中很多中下层的人住的都是这样的楼房。

《东京梦华录》中，“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酒楼营业时间都非常长。

书中描述说是“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

也就是说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不论是否刮风下雨，都开门到深夜。这说明当时商业的繁荣，以及市民夜生活的丰富多彩。

后世京城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饭馆才能开到这么晚。

第二段介绍这里美味佳肴、干鲜果品如何丰富，作者在这里列举了一百多种，比如“百味羹、头羹、新法鹌子羹、三危羹、二色腰子、虾蕈、鸡蕈、浑炮等羹、旋索粉、玉棋子……”等等。

这些珍馐佳肴的名称，估计很多的美味恐怕后世的资深老饕也未必品尝过，而且这些美食的价钱还很便宜，一份小吃不过十五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