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天下，失才便要亡国！！！”

“而人才与国家兴亡看的最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对人才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

“《墨子·亲士》云：入国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第二是‘众贤厚国。’”

“《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

“第三是‘尚贤乃为政之本’。”

“《墨子·尚贤中、下》云：……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魏国以伪尚贤之道，塞天下耳目，诚天亡之国也！”

听着嵇恒对人才的见解，扶苏后背已然湿透。

他却是感觉，嵇恒说的就是大秦，大秦这些年，的确尊贤，但也只是口头上尊贤，并不会予以重任，而且自大秦一统天下以来，朝野上下都有着一股傲慢跟骄横，认为天下人才都为秦人，自会主动投效，何以再如过去从布衣中搜寻？

而且大秦对于人才使用，大多局限在了功臣子弟，亦或者是秦人子弟，鲜少会真的重用六地士人。

因为朝廷始终抱有戒心。

而这岂不就是魏国当年的‘外宽内忌’？

失才便要亡国。

若是大量士人无法施展抱负，那所谓的皆为秦人，恐反成了吴起所说‘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想到这。

扶苏不由冷汗涔涔。

他已然是明白，嵇恒为何让自己上书颁布求贤令了。

为的便是尽可能的招揽人才，避免天下才士流失，从而让大秦避免落入到魏国那般的荒谬处境。

扶苏深吸口气。

脸色已变得十分严肃。

不敢再抱有任何的侥幸跟轻视。

昨日之赵魏韩，未尝不是今日之大秦。

嵇恒轻叹一声，感慨万千道：“三晋赵魏韩之亡，是过去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溃形势弥散华夏的开始，历史的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

“然究其根本。”

“三晋政治文明赖以存在的框架，实则已完全不适宜天下，而三家之变法，又存在着明显缺陷，这种缺陷实则是一致的，便是变法不彻底，没有延续性，更没有后续，国家形势下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虽能因变法强盛一时，然在滚滚历史洪流下，注定被轰击的支零破碎。”

“事实上，秦国也一样。”

“在秦献公之前，秦国内部的兵变之频繁丝毫不亚于赵国，对人才之排挤丝毫不输于魏国，政见之短视，内争之频繁，同样不弱于韩国，而在如此艰难复杂的局面下，商鞅变法的横空出世，却是彻底扭转了局面。”

“使得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下与激赏奖励之下，最终凝聚成让天下为之震撼的力量。”

“只不过大秦立国这十年，大秦已再度陷入到了这般境地。”

“而这即是更法的意义。”

扶苏恭敬的朝嵇恒行了一礼，沉声道：“扶苏受教了，扶苏已将先生之言记下，回去便自省眼下种种所为。”

对此。

嵇恒轻叹摇头。

他并未就扶苏多说什么，继续往后续说起。

“接下来是燕。”

“燕国其实并无什么好说的。”

“不过是一起固守王道传统的悲剧罢了。”

“燕为拥有天子血统的老贵族，尊严的秉承着遥远的传统，孜孜以求的追求着祖先的仁德。”

“虽尝试过异动，但逆潮流之下，也是很快败亡。”

“战国之世，兴亡选择骤然尖锐起来，而燕国面对古老的政治传统与不变则亡的尖锐现实，却是时刻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与邦交之道的国家较量中，依旧奉行着过时的王道传统，妄图继续以王道大德来平息日渐激烈的厉害冲突，整个战国，燕国都显露出于当世格格不入的迂腐，以及一股浓烈的迂政之风。”

“另一方面。”

“在变革内部体制与迫切需要增强国家实力的现状面前，燕国的变法实则是迫不得已，而且也变得十分有限，稍见功效便戛然而止，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自是造成了国内巨大的割裂，甚至严重到兵变内乱，乐毅变法所积累下来的国家实力，也在这般兵变内乱下，瞬间被冲击的荡然无存。”

说到这。

嵇恒也不由嗤笑连连。

乐毅当年伐齐，秋风扫落叶般，攻下齐七十余城，但也仅此而已。

以当年燕国强大的实力，何以五年时间攻不下最后的两座小城，以至于功败垂成？原因同样便在于王道上。

乐毅在燕国的变法，根本没触及燕国的王道传统，只能说是休养生息，整顿吏治，训练新军等少数几项，诚然，的确积蓄了力量，也在破齐之战中大显威风，但后续燕国的王道理念旧病复发，妄图通过围城来让齐国自行瓦解，最终落得草草收场。

不禁让人感叹荒诞不经。

第304章 七国论！（下）

扶苏默然。

他对燕国还是有所了解。

当年山东名士苏秦提出六国合纵抗秦的邦交战略。

在首说赵国失败后，苏秦没有去说魏、韩，而是直接去找到了燕国。

苏秦对燕王的游说中，很直接的点名了燕国邦交战略之失误，而这其实未尝不是整个燕国历史的缩影。

“……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国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以赵为蔽于南也！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所以不犯难也……燕之攻燕，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

苏秦当时讥讽的便是燕国‘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忧’的邦交政策，而这却是典型的燕国式政府迂阔。

这种迂政邦交，最大的症结便是没有清醒的利益判断，时时事事被一种大而无当的想法左右，邦交经常的摇摆不定，虽当时燕文公被典型，但其后不久，燕国立即退出合纵而与秦国连横，重新回到迂阔老路上去了。

再后来的燕国邦交，更是以反复无常为天下公认。

甚至获得了‘燕虽弱小，而善附大国’的口碑，乍看之下，这种邦交貌似是英明的强国邦交战略，但燕国并非强国，更没有一统天下之雄心，这种所谓的远依附而近为敌，完全是在自毁前路。

暗地里扶苏也曾思考过原由。

在他看来，燕国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迂阔的王道精神，在于老牌王族诸侯的贵胄情结。

田齐、赵国都是新兴国家，与姬姓天子后裔不能同日而语。

正是出于对实际利害缺乏权衡而对强大邻国的‘身世’念兹在兹的嫉妒，导致了燕国邦交的积重难返，甚至是陷入到长期的迂腐。

燕国君臣上下，每每不切实际，对扎扎实实的实力较量感到恐惧，总是幻想以某种貌似庄严肃穆的圣王德行来平息严酷的利息冲突，而对真正的变法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这种虚幻混乱的迂政环境，也是最终乐毅坚决逃离燕国的原因。

乐毅对燕国的迂政传统认识十分清醒，明知无力改变而不愿再做无谓的牺牲。

大秦虽无燕国之迂腐，但朝臣却已有燕国对‘出身地位’的执念了，长此以往，秦国恐也会陷入到积重难返的状况。

若真到了那时，大秦真有余力去改革吗？

真的不会为迂政影响？

扶苏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