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公开，他说：“政府的财经措施，不能仅从增加经济增长率高低来评断其得失，也要从其措施是否足以扩大或缩短贫富的差距来衡量。所以我国政府今后财经政策一定要以促进所得能有较平均的的配为目标。”又说：“今后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除国防，外交两部门外，悉交立法院公开审查。”[13]

简言之，以自由经济为手段，均富为目的，全部实现，当然不容易，做到八成，已非常出色。

体现上列经济思想的具体步骤，荦荦大者，如下列方案：一九七二年九月，宣布“加速台湾农村建设的新措施”，拨款五千万美元，作为加强农村建设之用。主要工业快速增长，农村劳力外流，农业呈衰退现象，任令发展，将影响全局。翌年十月，宣布九大工业建设计划，它们是：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高雄大钢厂、高雄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挑园国际机场。[14]

九项工业设施，投资总额为六十四亿美元，筹措如此庞大的资金，即非易事，但经国说：“就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史实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本身没有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影响和滞碍。”“所以，我们在未来五年中间，要为经济建设奠定一个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

事实证明，没有当年的远见和魄力，后期经济的起飞，和工业产品结构的升级，那就是缘木求鱼。

经国的一项信念，“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所以，一面从事经济建设，一面降低国防预算，从百的之八十的最高点降到百的之四十八点九（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五年，美援终止，而外贸年年高涨。一九七二年，出口增百的之四十八，进口增百的之四十七，总数六十亿美元，两年后的贸易额，升至一百四十二亿美元，国民平均收入，由一九七二年的三百七十美元，增至七百美元（一九七四年），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与新加坡。

外销产品，过去以香蕉、凤梨等农产品为大宗，改以工业产品取代，工人工资，获得提高，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由劳工密集，渐变为资本密集。

七十年代的经济顺境，最重要的是，增强了经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江西时代，虽然，雄心勃勃，尝试过各种建设计划，究竟限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欲求大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九七四年，因中东石油危机，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台湾经济，深受冲击，经国剑及履及，及时定下“当前经济措施方案”，经济增长，固降为零增长，受伤害的程度，亦降到最低。

我们试看《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的评述：

“台湾的经济行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世界经济因高油价而出现萧条为止，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已经减缓蒋院长应付国际地位低降和北京威胁的难题。这个海岛发现到，即使没有外交承认，仍然能从事商业往来和维持非官方的关系，生活水准的提高，人民感激。油价提升，出口减少，使得一九七四年的经济增长降到零点，但是，台湾的因应能力，比别的国家强得多了，失业人口，并不很高。本地人对经济情况，略呈不满，较大陆居民的预期，则进步得多。”[15]

经国掌舵，经济上可得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某些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

兹以《大学杂志》的出现，为分水岭。

如陈鼓应教授所说“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南京时代的延续，‘政治流动性极低，国民党的整体性格更趋军守’”[16]，因唯我独尊，它成了“司令之神”和“福祸之缘”，凡任何人的言论、行动不合乎它的“路线”，随时可以大祸临头。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写杂文出名的柏杨（郭衣洞），为调查局逮捕。导火线微不足道，只为了金氏出版社的一幅漫画－《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原刊《中华日报》，该报副刊，由柏杨妻子艾玫主编，按理这位作家不应该负连带责任。但是在原稿上找到柏杨的手迹，[17]于是用引证法，加以株连，以“侮辱元首”罪，捉进官里，进而扩大，再送上一顶“推行匪方文化统战工作”的“金箍帽。”

柏杨百口莫辩，军事检察官引用《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条、第十条和“军事审判法”第一百五十条，提起公诉，判处徒刑十年，送绿岛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