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Lea Karak-han）(2)宣言》发表，声明苏联政府愿放弃以前帝俄和满清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特别提示一项苏维埃运动－－协助被压迫的东方民族，尤其是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解放运动。

这样一个冠冕堂皇，掷地有声的宣言，尽管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履行诺言，当时，在中国人民中所产生的震撼，尤其是对历经挫折的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却非同小可。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和越飞（Adalf A. Joffe）发表联合宣言，芝加哥教师出身的鲍罗廷（Michael Boradin）(3)接踵来华。

南方的广州政府，处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乃变成不得不尔的行动方向。

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北京，但无碍苏联与）广州的蜜月关系，七月一日，成立军政府，十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中，[4]鲍罗廷宣布，莫斯科成立孙逸仙大学，并建议选送学生，前往苏联。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三人为成员的选拔委员会，同时成立。

苏联决定此举的原因，一石二鸟。正面的意义，表示对孙中山的崇敬，特设一个大学，来纪念他。侧面的目的，进一步在中国投资，为无产阶级革命施肥播种。

“孙大”招生的消息，一经公布，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纷纷报名投考，广东一地，即达千名以上。的析青年们的心理动机，曾是过来人的王觉源提供他自己的经验如下：

“当着神秘性的俄国革命真相，还在巧饰宣传，没有揭穿的阶段，世界的政冶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一般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大体相同的想法：我们并非生性怀疑别人是否具有真理和已够幸福。但对于苏联的现状，我们被迫如果不在思想上有听决断．就应该在行动上有所决断，现在既然在大部分思想和行动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的决断和他们有所不同，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不同在哪里？如果我们与共产党人是在同一世界内致力于相反的目的，那就该看我们与他们的目的在哪里与怎样相反？当两种目的相遇与冲突时，我们必须注意究竟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目的被粉碎。不管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首先必须有一种直接的观察和了解！由是一九一七年以后，‘到苏联去看看！’在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中，便形成一种普通的愿望。正在内忧外患痛苦呻吟中的中国青年，在这一新的诱惑与好奇心理下，自然，也有着美丽的憧憬！适逢其会，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重建革命基地开府广州。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领袖列宁之奉献殷勤；另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或有可供我们观摩之一处。在这种情感与理智激荡下，于是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从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涌上西伯利亚的征途，‘到苏联去看看！’”[5]

实际获得录取的幸运者，仅三百四十名，[6]其中三十名，由鲍罗廷推荐，他们则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包括本书的主角蒋经国在内。

经国和他的同学王觉源一样，固有好奇的成分，更大的理由，要数他当时狂热的革命意志。

两项证据，足资支持此说。这年六月，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期间，因参加上海“反抗五卅惨案”的大游行，遭保守的学校当局，开除学籍。[7]

满怀愤怒，去了北京，入吴稚晖办的子弟学校—北京外语补习学校(8)短暂停留，曾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下狱两周。[9]

这时候，经国不过是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放下书包，走到街头，走向群众，去参与反帝、反军阀的示威游行，一反普通中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和对国事的冷漠，没有点勇气，没有点激情，那是绝无可能的。套用江青“文革”时的术语，经国不愧为“革命闯将”。

环境方面，他父亲被称为“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10]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耳濡目染，焉能无动于衷。

处此情况，为了追寻理想，坚持信仰，献身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大业，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就再自然不过了。

蒋先生的意见，处于两可之间。经国既无心念书，且到处闹事，一时并想不出很好的安排。客观形势，既有孙逸仙大学的创设，鲍罗廷的引荐，顺着儿子的意思，让他到俄罗斯去锻炼锻炼，未尝不是件好事。

新出现的资料，否决前述推断，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独持异议：

“留学，是蒋经国从上海到广州后不久，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苏联，这不仅在蒋介石从苏联写给外婆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分明白的表达，而且在蒋经国留苏问题上同外婆商量时，他也重复表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