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大学，位莫斯科阿罗罕街，坐东朝西，是一座平庸的方形建筑物、正面有个花园，当中是甬道，两旁栽了些花木。隔着马路．座落着一所大教堂，建筑甚别致，中间突出一个大圆顶，四面环绕着四个圆顶，成莲花形，据称规模仅次于罗马大教堂，居世界寺院第二位教堂四周的广场，即是“孙大”学生早操、散步、溜冰运动的场所。

苏联平民，差不多没有人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15]保密反正是共产党人的习惯。学校的建筑规模，比想象中差得多，它的外表象个党政机关，而不象个生动活泼的大学。经国对一这些都不介意，到革命的摇篮里，读书求知，并不是他万里迢迢的目的。

当他跨进“孙大”的大门，等迎着的是一群自京、津先期到达的同学，问长问短，亲切热情。事务长博古列也夫，早做好充分的准备，从饭票、理发票、电车票、寝具到日用品如梳子、鞋油等，井井有条，一应俱全。经国感到特别有兴趣的是，学校方面为每一个人准备好奇怪的俄罗斯名字。尼古拉同志，从此长期替代建丰和经国。听起来怪别扭，感觉却很新鲜。

学校采小班制上课，经国和其它二十一位同学，“恰好编作一个教授班”，教室宽大，每人大桌子一张，上课、自修、开会、休息都在此。

课程计有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资本论）、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

一天八小时课程，“其余一半时间”，毛以亨说“学生都在开会，讨论问题做结论。[16]

王觉源也说“孙大”是以学术做幌子，没有念书求知这回事，它的口号是‘开会第一，上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在规定的作息时间内有会，清早有会，午夜有会，会不完，不准去上课，上课的是“学院派”、“个人主义”：会不停，不许吃饭。吃饭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私主义”。

这种训练，极其机械刻板，他们为它定了名字—“行动学习”，包括下列四种：(1)自我批评，各人要从家世、出身、经历、志愿，彻底的予以坦白交待，自我检讨，自我批评。(2)连环监视，参加组织的细胞，思想行动，随时随地都有人秘密监视，而且连环式的互不脱竹，脱节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罚。(3)限交日记，日常生活、思想、行动，要逐一详细记载，上级随时予以检查。(4)参加工作，要写讲义，负责油印校对，出壁报，编新闻等等。

不幸，这样的训练方式．后来经国把它移植到中国，台湾北投的复兴岗就是成功的“孙大”翻版。校长王升没有去过苏联，却学会拉狄克、米夫的本事，且弄得维妙维肖。

名义上，“孙大”为纪念孙逸仙而设，目的为中国革命培养革命干部。全部课程中，没有半个钟点涉猎到三民主义造就的干部，亦以训练共产党人为目标。

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领袖的，计有邓小平、廖承志、林祖涵、乌兰夫等。乌兰夫和蒋经国且是坐同一张凳子的“孙大”同学。[17]

早期中国留学生，上课靠翻译做桥梁，日本如此，苏联亦不例外。但经国苦学俄语，他的俄文，即此时奠下的基础。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条约谈判和签汀时，他是成员之一，以后担任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协助熊式辉和苏联人办交涉，也都借重他的俄文和旅苏经验。马林科夫偏说他讲的俄语听不懂，则是故意奚落的成分居多了。开学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始举行开学典礼。那天，

“红军之父”托洛茨基亲临主持，[18]地点假工会的大厦举行，礼堂正中，孙中山、列宁的画像并列。托洛茨基能言善道，手舞足蹈，他那富煽动性的言辞，打动台下无数听众。经国的感觉，与众不同。蒋先生一九二三年访苏，遇到的正是这位军事天才，他对托的衷心折服，和他日后变成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可能由此开其端。

革命后的苏联，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对中国的留学生，则出奇的慷慨。刚开始，一日五餐，后改三餐，面包黑自兼备，取之不尽。牛奶肉类，绰有余裕。生活津贴，每月二十卢布，一般多花在烟、酒和“中国饭”上。

男女关系，本着“性解放”的风气，十分随便，交往对象，先是自己人，再向外发展“向俄罗斯女孩进攻”。精力正旺的经国，“不弹此调，有空看书，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19]

反映经国当时对赤都的印象，可借助部的他写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