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豪绅的嚣张，可以经国的前任刘已达做例子：“曾被地方上霸绑架”，土皇帝刘甲第，妻室上街，后面跟着马弁保镖。新官上任，要是他不肯点个头，专署衙内的太师椅，就别想坐牢。

仔细分析，中国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局面。绅权伸张，正反映着治权的削弱。各地方的刘甲第，不知凡几，有两位县长，因为和乡绅作恶，曾被绑架，受到戴着高帽子游街的侮辱。人民痛恨官吏，把官员捆着殴打是常事，有位保长，因执行征兵公务，而遭到身首两处的报复。

产生上列现象的原因，罄竹难书。治权未获有效恢复，封建余毒盘根错节，法律不健全，人权受践踏等，应是主要症结。

以俄国做样板，赣南暗无天日的程度，还会比沙皇尼古拉斯时代更黑暗吗？经国既受过社会主义的洗礼，抱着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一股战天斗地的干劲，简直就是不怕老虎的初生之犊。那句“建设赣南即建设江西乃至建设新中国伟业之一部门”的口号，何等气慨！

经国上任的专署，仅有一所破房子（专员公署设赣州城西西津路米汁巷口），连一支笔都没有。大概被他的前任搬空了。好在中国的事，有个印信，有些枪杆儿，那就象征着权力之所在。

政治的艺术，就在乎懂得如何运用权力。权力用得恰当，没有不肯和官府合作的人民。经国比他父亲高明之处，是从苏联，他学到了群众运动的妙处，他学到了辩证法，活学活用，搬到中国，人民的观感焕然为之一新。

下令禁赌、禁烟、禁娟，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的彻底。赣南的一位盐务处长的太太，偏不信邪，结果被判在赣县中正公园的阵亡将士前，罚跪三天，兼做苦工六个月。另有一位大山头－－国家银行的主管内室打牌，以武装守卫，被专员抓到了，守卫的士兵一概枪决。某富户的独生子，因烟毒违禁，判处了死刑。

他喊出很多动人的口号：“我们对赣南的浓厚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所谓“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经国认为，他们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非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不可的。

曹聚仁的评语：“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其实，说奇不奇，中共取得政权后，用相同的方法，连上海那样复杂的环境，仅几个回合，黄金荣那样的牛鬼蛇神，就恭顺地大现原形，象喝了雄黄的白蛇娘娘。

经国的声名，上窜得很快。尤其在纯朴的农民心目里，他变成了现代“施公”、“包龙图”、“蒋青天”，有关他的轶事传闻，经过穿凿附会，好比是活神仙。

他提出的革命理论：“革命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但是，赣南的反动势力，并没有象经国说的那么严重，在斗争形势上，是不成对比的，他的前一句话倒说对了，说中了国民党政权的通病—“只说不练”。

经国的作风，国民党人看起来，很不习惯，认为师承共产党。譬如，上任以后，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看不惯旧官僚养尊处优的习惯，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行。遇到民众，哪怕在农田里、商店内，话匣子打开，天南地北，任意交谈，目的在了解人民的困难，和解决他们的困难。以一九三九一－九四O年年度为例，一年跑了九百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最难得的，他一直保持这个传统，甚至，相隔四十年，在台湾就任行政院长、总统之后。

鼓动风潮，制造舆论的重要性，国民党人似懂非懂，经国师承列宁、斯大林，对掌握宣传工具这方面，想到做到，毫不含糊。

他的老部下蔡省三夫妇说：

“赣州当时是内地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专员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一份《赣南民国日报》，是江西省党部在赣南地区的机关报，另一份商办约《三民日报》，它们有各自的背景，要这种报纸替蒋专员随心所欲的宣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蒋经国立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这一来，就把蒋专员‘建设新赣南’的口号传播开了。”[7]

除了报纸，尚有通讯社—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和《江西青年月刊》等一系列文的事业，俨然是重庆国民党中央的规模。上台的第二年，正式颁布“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提出“五有”[8]的宏远理想。誓言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万几百万人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