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校长蒋先生说的更明白，“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

“革命”一词，在中国官员嘴里，从来缺乏严谨的定义，几乎任何事，都可套上一顶革命的桂冠，加以演绎，革命即是追随领袖的同义词。

经国根据父亲的训示，提出下列口号：

“中央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培养革命的干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总而言之，经国的任务，是培养一批新的门徒。当时抗战接近尾声，战争的目的是保家卫国，反对日本侵略，和革命发生什么关系呢？

为了把学校办好，自招生、入学、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政治组训、课程等等，他无不躬亲参与，别出心裁。规定的教学重点，计有：

（1）高深的政治素养。

（2）高层的领导才能，要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

（3）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

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构想很好，其奈客观条件不具备，也做不到。平白给人一个印象，他喜欢说空话，然而我们也不能抹杀他办教育的一些灵活做法和许多独特的设计。

最具民主色彩的活动，首推“全校师生大会”，主张“师生团结，共商教学大计”，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还要前进。但是，所办的大聚餐、大联欢、访问贫苦人民、劳动竞赛、实验治校等，[7]可是典型的苏联式群众运动。

如果经国能心无旁鹜地把中央干校的事业坚持下去，“二十年的远景规划”，不能算是空中阁楼，他的成就，将非常可观。环境却强迫他，不停地改变计划。主要，战时的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任何长远的规划，随时可化为泡影。

一九四四年六月，长沙沦陷，八月衡阳失守，日军的秋季攻势，锐不可当，独山失守，直趋贵阳，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九月，经国奉命，曾至西康部署。十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由蒋委员长亲自提出。配合这个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蒋先生重想到他的儿子，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

过去，经国的经历，集中于党政方面，现在开始尝试跨到军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抓枪杆子”。政工班第一期学生甫毕业，中央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经国是主任，总部且设在中央干校内。军政部依国军序列，编为八个师，[8]各师设政治部，政治部第一科（管组织、训练），科长和团教导员悉由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不用说，是经国遴选，上级任命的自己人，包括现在台湾的报业巨子余纪忠（二0三师），司法部次长范魁书（二0八师）在内。

苏联的党的表制度，北伐时期一度在国军中移植。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名存实亡。相隔十五年，经国把它重建起来。一则，他驾轻就熟；二则，他对这个制度的功子，深信不疑。推行开来，党指挥枪，那末，就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认真地实施政治训练，规定上政治课二至四小时，各师聘专任政治教官，强化思想训练。

公开的口号如：

“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

“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

“青年军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先锋队！”

“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

秘密地，通令政工人员，向全军上下“灌输中心思想”；“必须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

政工既是首脑，经国等于掌握了全军灵魂。加上青年军没有实际的统帅，各师师长乐于臣服，他已是实际上的统帅。

照青年军成立的原意，入伍三个月训练结束，随即进入实战训练，进入第二线，准备随时增援第一线。经国介入，性质变了，作用也变了。

本来命名“青年远征军”，那是要归陈诚、罗卓英指挥监督，经国把它自立门户，于是“远征”两个字悄然失踪。

训练期满，延长训练，蒋先生有私心，经国的嫡系部队，“不到牺牲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直到日本投降，这八师部队，仍驻原地。没有“远征”过，更没有向日军放过一枪。

抗战胜利前夕，国府受美国的压力，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经国受命，担任宋子文的随员，后调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办理对苏外交（下章将予详述）。此处续谈青年军复员各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