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珍惜令誉，辞去外交部长，签字的任务，改由王世杰完成，[10]后来王受人指责为卖国行为，持平而论，王是工具（instrument），非条约签订的决策人（decision maker），和经国一样，毋须背历史的黑锅。

莫斯科旧地重游，时距一九三七年束装归国，八载有余。苏联历经希特勒的蹂躏，浴血奋战，惨痛不下于中国，但是，愈战愈强，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超越英法，和美国平分秋色。

十四年前（一九三一年），[11]经国会晤过斯大林，还是克里姆林宫那个老办公室。一切如旧，惟略呈异样的是“从前斯大林的书桌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现在换上彼得大帝的画像。开始，他感到不解，经斯大林的秘书点醒，才恍然大悟。原来，“此一时，彼一时”，时代变了。

不是吗？当年经国是尼古拉同志，现在，他是陆军中将、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是蒋主席的私人代表。当年，斯大林送他去农村、去矿场、去工厂，受尽折磨。十四年后，平起平坐，唇枪舌剑。“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的巨浪，本来就是无休止地起落着的。

这次来莫斯科，担任外交使命，是一种新的尝试。中美关系早已是宋美龄的禁脔；日本关系，一向由张群独揽；和斯大林的交道，则非他莫属。想到这里，感到很自慰，当年的辛苦，并非丝毫没有代价。回到重庆，举国欢腾的历史场面，业已错过。复员还乡的胜利空气，弥漫了整个山城。军政官员，人人磨拳擦掌，忙于接收，抢地盘，为自己的前程，勾画出光耀夺目的远景。

经国并不例外，过去赣南的局面太小，战时首都的空间，毕竟有限，他已经头上顶着两顶帽子，一边是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人马八、九万；一边是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学生逾千。掌军掌团，集组织和干部系统于一身。这样的力量，进可无往不利，退可稳坐钓鱼台。

经国自认，他了解斯大林，相信斯大林的承诺。斯大林说：

“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他的视野，突然伸展到白山黑水的关系，他的干部们，更信心百倍，鼓励他到北域植基拓疆。

如果纯照中苏三十年友好条约的精神看，斯大林的着眼，无非是旅顺、大连和一条中东铁路；对延安的支持，苏联的态度是否定的。一代枭雄—斯大林的话能信吗？看透斯大林心机的，不止是那个多嘴的湖北参政员胡秋原，经国左右的智囊，同样向太子陈述过其利弊，认为关外的白山黑水，斯大林不会轻易放手的，劝他不必以自己的前途作赌注。

这位朋友的进言，计有三策，上焉者去日本就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也就是后来商震、朱世明的位置，重建中日新邦交，进而成立中日英三角同盟，横断太平洋，形成美苏外的第三势力。中焉者到台湾去，继承日本的衣钵，搞经济建设，走刘铭传的路子。下焉者远征西南，掌握川蜀的地理经济条件，开发西南大后方，步诸葛孔明的后尘。“到东北去是死路”，就是这位朋友的结论。[12]

当时的经国，一脑子的关外锦绣大地，自然这位朋友的衷言，难免听起来有几的逆耳。他就不相信，苏联的承诺，一钱不值。到《苏俄在中国》、《我们的敌国》等反苏文章间世，把斯大林说成混世魔王，已是时隔多年的马后炮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暂时丢下“青年军”和“中央干校”，经国和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

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浩浩荡荡直奔长春，新职是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的负责人。

新时代，“新事业”，胜利的花朵，含苞待放，一片芳香。

然而，事实证明，他那位朋友的见解，的确比他看得深远。斯大林从黑海和罗斯福晤面时起，即包藏祸心。

从斯大林的观点出发，日俄战争留下的仇恨，苏联有机会子不报吗？拿点铁路，抢走工业设备事小，甚至派军占领日本，叫它永远翻不起身。

蒋介石甘愿做美国的马前卒，中美携手，威胁到苏联亚洲部的的安全。中立的国民党政权既然是奢想，不如趁机培植延安的势力，消极地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基础，积极地建立中苏间的缓冲区。二十年代功亏一篑的事业，现在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