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天，台北沉缅在祝捷的欢乐狂潮里，十一天后，国军在登步岛，再度获胜，颓势中有此佳音，军心大振，民心大振，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得以转危为安，转祸为福。”

说金门大捷，是反共复国的转折点，就防御金马台澎的意义上，确是事实。一九五八年，中共再作尝试，两小时内，落下五万发炮弹，对峙四十六天，最后，自动放弃。

金门虽幸而获胜，东南的战事已告收场，局势的焦点，集中西南。担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最早倡西南联防之说，作战计划，以重庆为轴心，胡宗南部

担任左翼，宋希濂部担任右翼，两钳施张，以逸待劳，然后合围夹击，痛歼来敌。

十一月十四日，父子两人，仆仆风尘，自台飞渝。当日桂林失守，重庆“已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经国归诸一于“贵阳撤退，秀山失守，共军已近彭水”之故。

且说，宋希濂、胡宗南于八月二十九日，在重庆晤蒋，力谏不从，对作战前途，更形悲观，川湖鄂边区绥靖公署所属的十四兵团、二十兵团，分子复杂，将士失和、到十一月中旬，陈克非的第六军被迫向彭水南北线转进，宋、陈同在彭水西岸，情况极为狼狈。

十五日，经国越山涉水，抵达江口，与宋、陈会晤，携来蒋于书两封，信的末段说：

“凡我总理三民主义之信徒均应本黄埔革命之精神，同心同德，再接再励，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上下同心，彼此协力，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日以待。要为已死之官兵复仇雪耻，要为被难之黎民救命申冤。不消灭奸匪，誓不甘心。不完成建国统一，决不罢休。临书匆促，不尽一一，特饬长子经国持书前来代达余意，并祝军祺，中正手启。”[13]

陈克非对天发誓，向经国保证“一定克尽厥职，做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岂料事与愿违，钟彬的十四兵团，稍经交战，溃不成军，陈克非的第二军主力，又被共军切断，放弃白马山的司令部，仓皇逃命。

宋希濂率部，且战且走，经白马场到南川，奔綦江，本拟在高家场附近，渡江入宜宾，再事西行，但有变故，在牛喜场渡江，目的地是西昌，十二月十九日，宋和军长顾葆裕等，在大渡河南岸被捕。现宋将军寓居纽约，缅怀往事，不胜唏嘘。

胡宗南的部队，驻川南陕北一带，计有李文的第五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共十二个军。蒋先生保卫西南的后盾，即胡、宋两军的数十万兵马，后来全部起义，胡宗南只剩下少数残余，带往西昌。

重庆于十一月三十一旧弃守，但自綦江被占，情况开始大乱，经国追忆：

“午后随父亲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塞，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容满面。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言之痛心！”[14]

二十九日，行政院迁成都，重庆市内，秩序更坏，经国记述父子离渝的经过如下：

“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一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但前方已传匪部在江津上游二十里之处渡江矣。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己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吵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15]

当依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

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四天后，市内秩序，失去控制，街头汽车塞途，枪声四起。夹江、峨嵋一带，暴民出现，洗劫商贾。富顺之陷，更其荒谬滑稽，解放军在沪州途中，仅“用电话恐吓富顺县长”，居然一哄而散，军政解体。

那确实是一个可痛复可笑的场面，败军如山倒，中外皆同，草木皆兵，正是这个意思。

十日，成都情况，濒临绝境。卢汉摇身一变，化友为敌，给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密电，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先生，俾作“人民政府第一功臣”侍卫人员发现蒋驻节的中央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行踪”，幸赖军校学生护卫，安全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