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交通工具去哪里呢？据当时在现场目击的《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说：

“……极少数人因年纪大，身体病，走不了，他们仍在观望。决定走的人，不敢住在家，都捆好行李搬到小村里借住。又是乱世人心浮动，大陈这么多民众，政府能有这么多船只吗？尤其在此慌乱之时，共匪打来怎么办？”[9]

“他（经国）一人的到来，等于增兵十万，人们嘴里不说，心都明白，蒋总统如无把握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来送死啊！”[10]

和经国同行的，尚有总政治部的美籍顾问杨帝泽中校，第七舰队帮忙，中共休战，自谈不上危险。但大陈的百姓们，怎知道其中的内幕呢？群众本来就是盲目的，既谈不上政治认识，对中共的恐惧，也都是受的宣传蛊惑。

所以，经国走到街上，出现刘毅夫所描述的镜头，说他是“大陈生命的灯塔”。

“饭后，蒋主任说：‘咱们到街上去望望’！我听不懂，他笑了说：‘这是我们家乡话，望望就是看看。’

一走出专员公署，门外已站满了老少民众，纷纷向蒋主任拉手，一位老婆婆说：‘主任啊，你来了我们安心啦，总统老人家好吧？”

另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拉着他的孙儿，挤到蒋主任身边说：‘主任带我们去台湾吧，我们都决定跟蒋总统走，我们不要共产党！’

我们再往前走，灯影凄迷中的山路上，人们更多了，突然有人喊：‘蒋总统万岁，蒋主任万岁！’又有人大声叫：’蒋主任把我带到台湾吧！我们东西都捆好了！’

我们往路旁的房子里看，可不是，家家户户都捆好了行李，人们都准备随时上船，他们连床铺都拆了。

看了这种情形，一向刚强的杨帝泽擦着眼睛说：‘我眼泪忍不住了。’”[11]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信用早已扫地，“不论日夜，都有民众守望在蒋先生住地附近，只要蒋先生一露面，民众就会大声向后面传喊：‘蒋先生还在这里啊！’”，说明了对这位“风雨中宁静”的蒋主任，并没有什么信心。

经国和杨帝泽下塌于渔师庙，二月四日，放了空袭警报，晚间，一江火光四射，台湾飞来的空军，实施夜袭。独坐山头，凝视月光下的波涛，沉痛地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12]

台湾来的船团，杳无音讯。早起盥洗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同伴刘毅夫“请看看海上有船来吗？”刘说：“我可知道他心里实在也很着急”，“我充分了解望洋兴叹的心情了。”[13]

二月五日，经国收到一位宪兵的短柬：“你是我们的朋友，更是我们的导师，我们在哪里，你就到哪里、哪里危险，你就到哪里。”[14]不错，是“在凄风苦雨中，与军民共甘苦，共生死的感叹心声。”但除此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总政治部主任，职责所在，又是父亲的儿子，人伦责任，只好“吃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了。”

经国本想六日这天，搭机回台北，看看究竟。“怕民众误会”而“迟迟未做决定。”

这晚，搬离渔师庙，睡在附近的猫儿洞里，所谓“猫儿洞”，不过是个一公尺宽深的土洞，两傍各开一个可以睡一个人的横洞，里边铺着稻草，和衣而睡。条件比他在苏联时期石可夫农庄的教堂稍逊，起码，没有那样冷。

六日，佳音天降。“在晚饭前，想不到在这个风雨恼人的夜间，传来众所关心的大消息：台北电报到了，大规模撤退大陈民众的船团，已定后日（八日）到大陈。蒋先生有了安心的笑容！”[15]

七日，阴雨连绵，春寒料峭，经国告诉刘毅夫：“到外边去望望吧，今夭该有船了。”

“夜雨已停，仍是满天低云，我跑出渔师庙，上了附近的海边小山头，行东一看，吓，真来了，大概是一艘美国海军的扫雷舰，也许是联络舰，舰身的号码是124号。再往屏风山外边看去，有更多数不清的战舰，象鲨鱼群似的往大海域涌来。我立刻跑回渔师庙，报告了蒋先生，他只微笑的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早饭，跟着蒋先生乘吉普车去风山岭，又看见了下大陈守将彭团长，他陪我们爬上下大陈最高峰凤尾山，一路上蒋先生随便同他谈些防务事宜。上山之后，才知道美国第七舰队已象猎人似的在大陈海域散开了猎犬，海上有一眼看不清的兵舰，空中处处都有喷射飞机巡逻，还有一些大蜻蜓似的直升飞机在舰队上空回旋警戒。我们可敬的将士们，虽然也知道了撤退计划，但仍在挖战壕、修碉堡，诡变无定的战场上有备才能无患，可是一些库存待运的弹药箱，已在往山下搬运。”[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