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凭灵感办事，要设什么机构，反正不受立法的牵制，想设就设。国安会议其实由过去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或“总统府资料组”，繁衍，是制度化了的太上特务机构，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会议本身，设若干组，负责承上启下，但外强中干，又象是个空架子。秘书长先是顾祝同，后来周至柔，经国担任副手。如果，了解蒋先生的一套政治权术，这就是他老人家的火候，经国一辈子从政，担任无数次副职，正副只是名义，和权力的实质，并无丝毫关系，而经国总是把正副颠倒过来。

吴国桢的妙喻：蒋先生当总统，则为总统制；蒋任行政院长，则为责任内阁制。经国继承衣钵．就这一点，也学得唯妙唯肖，他做副的，即是他当家。温哈熊将军透露：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期间，外交部的事，都向国防部请示，个中玄妙可知。

经国坐在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安全”），间接听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政方面其它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先生的意思是“我让我的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经国接管后，对大陆派遣游击队的活动，[11]因前年大陈之失，砍去地利之便，近乎停摆，破坏渗透,惟赖港澳。可是，中共的篱笆扎得那样紧，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驻外机构，徒具形式。安全局（郑介民局长）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第二年，毛人凤作古，连情报局的障碍，都消弭于无形。

内部情况，吴国桢大闹一阵，很使蒋先生在美国颜面无光。吴毕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于实际政治，已经绝缘。省府主席俞鸿钧的后任，是比俞更听话的严家淦，经国得心应手，尽可高奏凯歌。

唯一能称为政治势力的，剩下陈诚副总统。陈有野心，又是经国的父执辈，对太子并不轻易就范，以他过去的资历，现有的功劳声望，远非经国所可匹敌。但除非蒋先生突然归天，陈依宪法规定递补，经国认输。陈成功的偶数，非常渺小，一为年龄的悬殊，陈五十七，经国四十五，相差十二岁，时间对陈不利；二为陈的健康，患严重胃疾，早不堪繁剧。相对地，蒋先生精力过人，在生命接力赛中，冠军在望。

敌人相继溃不成军，只剩下时任参谋长的孙立人将军。孙如不除，芒刺在背，可能构成蒋政权潜在的威胁。且孙与吴的情况迥异，孙是武将，虽被解除兵权，在总统府坐冷板凳，但他过去带过兵，羽翼尚在。

我们先把焦点对准孙立人，将孙的出身和蒋的关系，作一交代，再回到事件的本身。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清华毕业，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转入弗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Vtni) [12]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George Marshal)是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入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八一三”淞沪战事，孙的税警第四团，参予是役，在温藻滨[13]中弹负伤，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新税警总团”在长沙成立，孙重任团长，后调贵州都匀驻防。

一九四O年十一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任师长，翌年远征缅甸。滇缅战役中，仁安羌解救英军，打通雷多公路，反攻缅北，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

缅北战争获胜，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四平、长春之役后，因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意见不合，解除兵权，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不久调台，任编练司令，负责

新兵训练。大陆沦陷，蒋重整旗鼓，申“明耻教战”的决心，且为了争取美援，确保台澎湖，打出孙立人这张己冷藏的王牌。一九四九年，任命孙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第二年三月擢升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一九五一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的处境，自美学成归国那天起，的确备尝嫉妒倾轧之苦。国军将领中，有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惟留学英、美，形单影只。假使，不是宋子文成立税警团，孙立人可能毕生从事军事训练，斯人憔悴，没有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机会，孙亦不可能脱颖而出，中外驰名。那位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将军，当了一阵税警团长，即消声匿迹，五十年代，参加香港的第三势力，和蒋先生隔海对抗，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