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4)

作者:余华(出版书) 阅读记录

仿佛是故友重逢,亲切和陌生之感同时来到。这是一个有关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的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距离唐山千里之外的南方小镇。就像五月十二日下午汶川地震时,我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住所也摇晃起来,在住所安静以后,吊灯仍然在摇晃。我想,这就是影响。我在《夏季台风》里抹去了具体的地点,可是里面的感受全部来自于我十六岁时候的浙江海盐。现在我用四十八岁时汶川地震时的感受,重温了十六岁时唐山地震时的感受。影响就是这样,时间不能限制它,空间也不能限制它,它无处不在,而且随时出现。

《夏季台风》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地震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对地震恐惧的故事。这个故事唤醒了我很多真实的记忆。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以后,我生活的海盐也发生了一次地震,于是人们纷纷露宿操场、空地和街边,那个夏天人人觉得唐山发生过的地震马上就要在海盐发生了。如同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由于当时信息的闭塞,只能依赖街头传言,唯一权威的声音来自县广播站的广播,可是我们县里广播站预报地震时的依据是来自邻县的广播,昨天刚说没有地震,今天又说有强力地震了。人们被县里的广播来回折腾,这个最具权威的声音到头来成为了最大的谣言中心。这个故事就是表达了这样的状态,人们在精疲力竭之后只剩下昏昏沉沉的状态。

哀悼日之后,恐惧和悲伤将会成为记忆。

奥运会与比尔·盖茨之杠杆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十多天,一家地方报纸捅出了一条惊人的新闻,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为了观看奥运,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了距离水立方不到一百八十米的空中四合院。报道的方式是采访这家新开楼盘的售楼小姐,售楼小姐介绍了比尔·盖茨出手阔绰以后,更多地介绍了这家新开楼盘如何气派和高贵。

新闻一出,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立刻纷纷转载,我想起码超过一亿人知道了北京这家新开楼盘。然后消息传到了美国,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正式给中国的媒体写信,声明这个消息是假的。几天以后,微软中国公司的董事长张亚勤先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暗示,这条假新闻是房地产开发商利用奥运会和比尔·盖茨的炒作行为。在几家媒体的追问下,房地产开发商声称这条新闻不是他们发布的,是媒体自己虚构出来的,而最初发表这条新闻的媒体则坚持说是采访了售楼小姐,才得到了这条新闻。另外的媒体却迷上计算,比尔·盖茨如果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这个顶层四合院的话,每平方米的租金超过五十万元人民币,这是一个荒唐的数字,就是买下这个顶层四合院,每平方米也不会高达五十万元。

今天中国的媒体上充斥了类似的假新闻,因为没有人会去追究假新闻制造者的法律责任。发布这样的假新闻属于欺骗行为,但是在中国,人们认为这只是忽悠而已,忽悠这个词可能很难翻译,它有欺骗的含义,也有炒作的含义,并且还有一些娱乐性的意思,总之是不要去认真对待。我倒是觉得用上杠杆这个词也不错,将奥运会和比尔·盖茨作为杠杆,让一个少为人知的楼盘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杠杆在华尔街的先生们和女士们那里,只是货币政策,只是投资的收益和损失,可是了不起的中国人将杠杆用到了日常生活里,这样的杠杆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无处不在。比如中国的出版商和作者,喜欢拿美国好莱坞作为杠杆,一部刚刚出版的中文小说,还没有翻译成英文出版,就在中国的媒体上广为宣传,美国好莱坞要投资三亿美元将其拍摄成电影。就在我心里纳闷,从来没有听说好莱坞哪部电影的投资达到三亿美元时,杠杆已经到达八亿美元了。有两部小说在杠杆作用下确实成为了畅销书,这两部小说都是声称好莱坞要投资八亿美元拍摄电影,另外声称三亿美元投资的小说没有畅销,我想可能是没有利用好杠杆。

什么叫杠杆?在中国人这里就是一句俗语: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最安静的夏天

奥运会临近之时,天空上飞往北京的航班比以往舒服了很多,因为乘客减少了,这让我有些吃惊。其实在六月底,我在东京飞回北京的全日空航班上已经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只有一半的座位上坐着乘客。四天前我准备去一次南方,在网上订机票时又吃了一惊,机票的价格只是原价的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三十。我想现在乘坐飞机可能更加舒服,问题是航班起飞的时间也不确定起来。七月底我在杭州飞回北京的航班上,舱门关闭后足足等了五个小时才起飞,说是空中管制。到北京后一位杭州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我告诉他刚下飞机,他在电话里笑着说:“你买的是不到两个小时的机票,让你坐了七个小时,便宜你了。”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也多少表达了中国人的些许传统价值逻辑。

另外一位朋友比我晚一天从上海飞回北京,也是在飞机上度过了七八个小时,他乘坐的是大飞机,宽敞的头等舱里只有四个人,他前面的乘客将座椅放平后呼呼大睡了五个小时,飞机准备起飞时,空中小姐轻轻拍醒他,要他摇起座椅靠背,他睡意朦胧地以为是在桑拿浴室里,马上说:“噢,买单。”这也是中国特有的,头等舱的常客先生,往往也是夜晚桑拿里的常客先生。

回想起七年前北京申奥成功后举国欢庆的情景,此刻历历在目。七年来中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奥运的各项筹备工作之中,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满怀期待地度过这七个年头,人们都认为二○○八年八月的北京将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大街会像车站的候车室一样拥挤,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地的人都将纷纷来到北京。机票都是原价,而且很难购买;宾馆爆满,价格会一涨再涨,于是出租自己的住房给外国和外地游客成为一些人的美好想法,这些人相信这一个月的租金会超过平常一年的租金,有些房东不惜代价,以补钱的方式赶走原来的租户,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出钱更多的游客。

这时候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突然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很多中国人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达尔富尔,至于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大部分中国人无暇顾及,他们把批评的声音倾泻到斯皮尔伯格一个人身上,然后又觉得斯皮尔伯格的举动其实是泥鳅掀不起大浪,不必认真。

事实上达尔富尔种族冲突二○○三年就爆发了,西方媒体宣称有二十万土著人被杀害,超过两百万人背井离乡。我个人很难相信这样的数字,达尔富尔每平方公里的居住人口不会超过七个,在人烟如此稀少之地杀害二十万人,这个数字确实令人怀疑。但是西方媒体众口一词,这个数字在西方也就成为了事实。

由于过度放牧,造成达尔富尔地区土地沙漠化,但是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的争夺,是达尔富尔危机的起源。人道主义危机爆发后,外国公司纷纷撤离达尔富尔,中石油这样的巨无霸中国企业乘机而入,再加上中国与苏丹的传统关系,中国在西方媒体中成为了替罪羊。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在西方已经沸沸扬扬了几年,可是在中国的媒体上几乎看不到相关的信息,直到斯皮尔伯格的突然辞任,其实他已经承受了很长时间的压力,普通的中国人才开始知道达尔富尔。北京奥运会自然成为了西方一些人权组织的目标,他们宣称要在奥运会期间组织一个多达十万人的达尔富尔代表团,在八月的北京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

就在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达尔富尔问题的严重性时,三月中旬拉萨爆发了骚乱,接着四月时祥云火炬传递在巴黎被抢,在旧金山临时改道。也是四月,藏青会主席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公然宣称要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制造人体炸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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