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还留了一手，把行李箱留在了亚当家。放在我卧室的床上。万一势头不妙，我马上撤回来。所谓不妙，就是律师对我的态度一旦出现壮烈的感觉，那种居高临下的收容和救济的壮烈感，我拔腿便离开他。生活中人太难找到机会表现崇高，因此人有时是乐得做一次烈士的。但等他明白过沣：勃格斯坦是美国著名的音乐指挥和作曲家。
来，他会拿那份崇高来压制你，永久占你上风。他的这桩牺牲他会同你慢慢清算。
我和律师的关系复原了。我们一同吃晚餐，一同散步、看电视，做爱的间距为两天一次。我尽量给他满意的服务。他依旧客气地要求我：“能请你再变个姿势吗？……请把腿再抬高些。好的，谢谢。”客气是客气，把我弄痛的事比过去频繁了。不过别去想别的，只去想他添了些激情，更撒得开了。他照例在事后睡去，不紧不慢地打着呼噜。我想，正常的生活多么好，有个男人在身边打呼多么好。存心挑，我也难挑出什么不好来。我时时拿M的话勉励自己：能够凑合，是一种成熟。我要积极地凑合，婚姻，做爱，当主妇，再去把剩余的博士学分凑合拿下来。有了凑合，什么都可以一桩一桩拿下来；再拿下一份工作，拿下一个大致体面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这样，我一点困意也没了。我轻轻爬起来，下了床，尽量不打乱这鼾声单调、均匀的节奏。我把做爱前扔了一地的衣服一一拾起，抱在怀里，一点响动也没有地走出卧室。我在主卧室和次卧室之间的走廊上，穿好衣服。我不知道在半夜三更把自己穿得整整齐齐是干什么。我开了前门，又用钥匙把门锁好，让律师安全地打呼噜。
我只知道我想散散步。我来到亚当楼下时发现自己非主观地想来这里。有七天没见菲比了。我从另一只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夜里的客厅更像个展览馆，每件展品下的照明设备各异。亚当书房的灯还亮着，他还在电脑上设计日本庭园。一股淡香在空气中，是大麻。我不知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据亚当说最后这位罗马尼亚老太太不错，对菲比说得过去。据说亚当事先把监视器摄下的所有磁带都放给她看了，假如这老太太心存百分之一的不老实，看了录像带也百分之百老实了。据说她争取让监视器录下她对菲如何的死心塌地。亚当告诉我，现在看菲比的了，只要她能嗅惯老太太的罗马尼亚气味。眼下菲比还不行，老太太一接近她就开始尖叫和拳打脚踢。这些是亚当前一天在电话上告诉我的。
我的屋原封未动。我不开灯也知道它原封未动。那个手提箱原封未动地搁在床上。我在床沿上坐下来，犹豫之极。我怕菲比影响我“凑合”的积极性。我怕看她熟睡的小样儿：像正常孩子那样闭着眼，垂下两排长睫毛，嘴唇仍依稀保存吮乳的形状。也像一切孩子那样，做或恐怖或快乐的梦，为那些梦而突然出来一些奇怪的动作、表情，就像在胎膜中的那些不可解释的手舞足蹈……菲比熟睡时是个正常的孩子。我却怕意识到这一点。我怕自己意识到那个黑暗的希望：菲比若永远睡去，她便是一个什么也不残缺的孩子。因而我不知该不该去看熟睡的她。我花费了一长段时间来犹豫。
还在我决定悄悄回律师那儿去的时候，亚当出现在门口。楼下的灯光使我们的两个影子不那么黑暗。
“我以为是菲比。我正要去睡，听见这里有声音。”
“我这就走。睡不着，想过来取这个箱子。”我不知怎么感到这两个对面立着的黑影给了我一点感动。就是我们的影子也沟通得不错了。
“能不能不把箱子拿走呢？”
“我和律师还行，基本安顿下来了。”他的影子欲语又止。
“怎么了？”
“我开车送你吧。提着箱子走夜路，不太安全。”他说。“怎么了？”我继续追问。
“没什么。菲比半夜常常会自己跑到这里，摸摸你这个箱子。”下面的话他不必说了：菲比只要摸到这只箱子，她就相信我没走，走也没走远，走远了也还会回来。
亚当的影子看我的影子慢慢走回去，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件短大衣，那件惹出后来连锁后果的红色短大衣，它已不再红得那样绝望，已妥协或放弃了。我接着又取出两件毛衣和一套睡衣。亚当的影子再次出现，手里一只轻软的手提包。他两手替我张着包I21，让我把东西放进去。他果断地拉上拉链。
走到楼下，亚当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坐一会儿。
我马上答应。见他领我向酒吧走去，我说：“还有大麻吗？”
他怔了一怔，我很认真地看着他。不久，我和他在便餐室不声不响抽着同一支大麻烟卷。我没告诉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抽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你是需要菲比的，你知道吗？”
“很可能。”
“不要对自己太生硬。”“亚当，我才三十六岁。”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能够这样对话。我们时常继续的其实是一场尚未开始的交谈。
亚当坚持要开车送我。我说一共一个街口，东西又不重。他坚持说不安全，坚持说他这样放我走是我存心破坏他的绅士做派。我只能顺从了。停下车，他替我把包提到门口，看我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我们相视一笑。
第12节
我回到卧室，躺回床上，律师鼾声的节奏丝毫没变。对于他，和亚当共度的这个凌晨从没有存在过。我今后要好好待他，因为对他来说，我这里暗中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从来就没发生过，或将不发生。
律师决定延长我们婚前的交往。他说这样能把一切事更好地计划。他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取消婚礼邀请，为自己失了一次信用而致歉，同时请大家等待他下一次邀请。一些提前到达的贺礼，他和我一同去邮局退还。
圣诞过了，新年也过了。复活节步步逼近，律师吃了晚餐后出去买鸡蛋回来染。他过鬼节刻南瓜，过复活节染鸡蛋，我对这些挺傻的事渐渐也少了些嘲意。
我计划给亚当打个电话。从那次和他凌晨一别，已快半年没见他和菲比了。所以我向律师告假：不陪他一块去买鸡蛋了。电话却是清洁工索拉接的。
“亚当刚送菲比去医院！”她口气紧急，“菲比从前天夜里开始发烧！”
我急忙要下医院地址，要来计程车。五分钟后我坐在计程车内后悔，没给律师留个字条。又一想，去它的。
菲比全身武装，各种仪器、管子缠绕着她，围在她床边。亚当看见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亚当脸上没有太多焦虑，只有得自失眠的迟钝。
医生护士散开之后，亚当告诉我，这是半年来菲比第三次这样如临大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都是为了我好。我说谁给他权力“为我好”，他说趁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培养和律师的感情，然后，趁早生个孩子，生个正常的孩子。
“谢谢你！”我说。我咬牙切齿，两拳紧握，却只是说了个“谢谢你”！
“不要这样。”亚当说，“我们应该习惯了，菲比的六年生命，让我们准备了六年。就是为了今天，为这个时刻准备的。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大致就绪，像我一样。”
我仍是咬牙切齿，却没有一句回敬他的话。还有什么可回敬他的？我也不知道。亚当更加瘦削，轮廓锋利起来。我们坐在菲比身边，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监视器的荧光屏上。亚当问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写的小说是否完成了。我说，完成了。亚当又问他给我寄的一份小说新手竞赛的启示我是否收到。我谢了他，告诉他我不想花一百元竞赛费而邀请人们来否定我；我实在没剩多少让别人去否定了，我剩的这点只够自己慢慢否定：英文语法毛病、用词不当、结构愚笨。大概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个赤裸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