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雨中呼喊(39)

他的行为很不光彩,否则刘小青不会面红耳赤。尴尬的刘小青对国庆说:“去找老师吧。”

湿淋淋的国庆摇摇头,哭泣着说:

“我谁也不找了。”我的同学独自走去了,这个聪明的孩子能够说出他所有舅舅和阿姨的姓名。他回到家中以后,想到了死去母亲的兄妹,于是他就坐下来给他们写信。他的信是用铅笔写成的,写在从练习簿里撕下的纸上。他在表达自己处境艰难时,显然更为艰难地写下了这些。不久后,他母亲的兄妹全部赶来,证明了他在信上准确地表达了一切。

国庆以他童年时的细心,记住了所有舅舅和阿姨所从事的工作,从而使他能够开出八张信封。但是他不知道信该如何寄出。他在屋中时将八张纸叠成了八个小方块,他做事一向有条不紊。然后他将它们捧在胸前,向涂着深绿颜色的邮局走去。一个坐在邮局里的年轻女人接待了我的同学,国庆怯生生地走到她面前,用令人怜悯的声调问她:

“阿姨,你能像老师那样教我寄信吗?”

那个女人却这样问他:

“你有钱吗?”国庆让她吃惊地拿出了十元钱,虽然她帮助了他,可她始终像看着一个小偷那样看着我的同学。

国庆母亲的八个兄妹赶来时,气势十分盛大,他们以强有力的姿态护卫着国庆走向他的父亲。被八个成年人宠爱着的国庆,一扫这些日子来的愁眉苦脸,他神气十足地走在他们中间,不时回头吆喝我和刘小青:

“跟上我们。”

那是傍晚的时刻,我和一群成年人走在一起,我的骄傲仅次于国庆,我看到刘小青同样也耀武扬威。就在这天下午,国庆喜气洋洋地向我们宣告:他的父亲马上就要搬回来住了。

这是我来到孙荡后第一次傍晚出门,我请假时向王立强说明了这一切,王立强令我感激地允许我在黄昏时刻走出家门。他支持我这时候和国庆站在一起,但他警告我什么话都不要说。事实上我和刘小青根本进不了国庆父亲的新婚之屋,我们只能站在屋外的泥土上。前面是一堆矮小的房屋,我们很奇怪国庆的父亲为何放着楼房不住,却住到了这里。

“这里什么风景都看不到。”

我和刘小青都这么说。我们听到了那八个来自外地成年人的声音,他们的城市口音给我们带来了高楼大厦和柏油马路的气息。这时候两个比我们小得多的男孩趾高气扬地走过来,蛮不讲理地要我们滚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国庆父亲新娘的两个宝贝儿子。我们被两个小得多的男孩驱赶,这简言太荒唐可笑。我们警告他们,应该是他们立刻滚蛋。于是他们用唾沫向我们射击,我和刘小青走上去给他们各自一拳。这两个外强中干的小家伙立刻嚎啕大哭起来,他们的援兵立刻从那堆矮小的房屋里冲了出来,是一个像猪蹄子那么胖乎乎的女人,那是他们的母亲。国庆父亲的新娘唾沫横飞,凶神恶煞似的扑了过来,吓得我和刘小青拔腿就逃。这个女人用男人惯用的脏话尖声咒骂着,追赶我们。她一会儿叫嚷着要把我们扔进粪坑,一会儿又发誓要把我们吊在树上,她追赶时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可怕的结局。我在疲于奔命时回头张望了一下,看到一个胖女人身上的肥肉胡乱抖动,这情景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这么胖的女人即便压一下,都能把我们压死。直到我们逃过了一座石拱桥,才看到她骂骂咧咧地走回去,她可能感到更重要的是立刻去援助她的新郎。确定她没有在什么地方埋伏下来后,我和刘小青胆战心惊地往回试探着走去,就像电影里深入敌区的侦察兵那样小心翼翼。那时天色已黑,我们回到了原先的地方,在照射过来的灯光里,我们所听到的依然是那八个兄妹慷慨激昂的声音,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国庆父亲的声音?过了很久,我们终于听到了另外的声音,就是那个追赶我们的声音,她告诉他们:

“你们是来打架,还是来讲道理。打架要人多,讲道理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全都给我回去,明天派一个人来。”

这个粗俗的女人一旦开口,竟然还能让语言充满威力。她盛气凛人地让他们回去,就如她的儿子让我们滚蛋。那八个来自城市的兄妹无言了片刻,随即他们的话语蜂拥而出。我和刘小青一句都听不明白,那么多人同时说话,来到我们耳中时等于什么话都没说。国庆的父亲是这时候开口的,否则我们还以为他不在呢。那个我很不喜欢的男人怒气十足地对那八个兄妹喊道:“叫什么,你们叫什么。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你们声音这么大,让我以后怎么在社会上做人?”

“谁不负责任了?”接下去犹如房屋倒塌似的争吵不休,似乎有几个男人要去揍国庆的父亲,而几个女人声嘶力竭地阻挠着他们。国庆母亲的兄妹们隐入了愤怒和苦恼之中,这一对新婚男女要命的固执,使他们精疲力竭地讲叙道理之后,蓦然发现根本就没有听众。他们没有一点办法来和这一对男女认真地说话。应该是大哥吧,八人中为首的那一位,决定不把国庆交给他们了。他对国庆父亲说:“就是你愿意抚养,我们也绝不会答应。你这种人,简直是畜生。”这八个成年人从那里走出来时,让我们听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呼吸声。饱受惊吓的国庆走在他们中间,恐惧不安地看着我和刘小青。我听到他们中间一个男人说:

“姐姐怎么会嫁给这种人。”

过度的气愤使他抱怨起了国庆已经死去的母亲。

国庆由他们承担起了抚养的义务,此后每月他们都各自给国庆寄来两元钱。那个涂着深绿颜色的邮局,成了国庆财富的来源。他每个月都有几次向我们得意洋洋地宣告:“我要去邮局了。”国庆最初得到十六元生活费时,也使我经历了童年时最为奢侈的生活,还有刘小青和别的几个同学。我们紧紧跟随着国庆,他的嘴时时向往着那些糖果和橄榄。他是一个慷慨大方的孩子,他给予了我们和他一样的享受。他像个阔少一样挥霍自己不多的钱财,我们每天清晨向学校走去时,都在心里期待着他的挥霍。于是到这个月最后的十来天,我的同学就一贫如洗了,他不得不依靠我们的施舍充饥。我们却无法像他施舍我们时那么大模大样,我们在家中开始了行窃。偷一把煮熟的米饭,偷一块鱼、一块肉、几根蔬菜。都用脏乎乎的纸包起来送给国庆。国庆把它们摊开放在腿上,他津津有味地吃着,把咀嚼的声音搞得那么响,让仍站在一旁早已吃饱的我们垂涎三尺。这样的情景没有持续多久,我们的老师,那个打毛衣的张青海,收走了国庆的生活费代为保管,每月只给他五角钱零用。即便这样,国庆依然是我们中间最为富有的。国庆被父亲抛弃以后,逐渐习惯了自己安排自己。他在心里从没有真正接受这个事实,他没有仿效父亲的行为,也将父亲抛弃。相反父亲依然像过去那样控制着他,我们的老师可能是常常忘了国庆的现状,他仍然用向父亲告发这样的方式,来让做了错事的国庆胆战心惊。我的同学那时竟然不去想自己早已是自由自在,而是毫无意义地忐忑不安着。对他来说,父亲似乎依然时刻注视着自己。

另一方面,他以孩子的天真为父亲的突然出现而激动不安。其实他父亲的出现只不过是在街上的偶尔撞见,那个男人六亲不认的神态,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朝一日来到国庆的床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人站在街旁,用小石子打路灯。这个主意完全是国庆想出来的,我们劲头十足,都期望着自己砸碎路灯。当一个成年人走过来制止我们时,我和刘小青吓得撒腿就跑,令我们吃惊的是国庆寸步未动,他站在那里响亮地说:“这又不是你家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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