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蓉以为在她醒来前就能脱身。昨晚她强迫她吃了大剂量的感冒药，不料她却醒了。小蓉哪里知道斑玛措早醒了，天不亮就醒了。没有彻底被物质文明社会同化的人往往有着动物的感应，像嗅觉、像触觉、像汗毛孔的一次超常扩张。她像鹿一样感应到了不幸，像母牛一样对这不幸感到不安却无奈。
但她不知她到底感应到了什么。
她醒来之后手臂里躺的小蓉还在安睡，这个三十岁的营级小女娃娃。她的手指轻轻摸着她耳边卷曲的头发，小女娃的胎毛。摸着摸着，她哭了。她还是不去认识那越来越清晰的预感：小蓉这次是把她押送回乡的。
何小蓉在斑玛措起床时手伸出去找什么支撑。当她意识到支撑她的是烧红的烟筒时已晚了，她的手掌一阵青烟，屋里腾起一股焦臭。小蓉没有惨叫，只是用另一只手握住伤手，坐在地板上。她抬起头，见斑玛措端着一茶缸雪进来，倒在灼伤上。两人都不说话，都看着灼伤。
看了很久。
小蓉和斑玛措并排坐在长途汽车座位上，肮脏的玻璃窗外是呆板的冬景。小蓉打定主意在下一个宿营点甩下斑玛措。而宿了两夜，斑玛措分分秒秒跟着她照应她的伤手，替她拎包、开门、解裤带、挤牙膏、拧毛巾……
第三天，刚出发不久就遇见车祸。三辆运木材的卡车撞成一溜儿，在狭窄的公路上堆出小半个伐木场。小蓉跳下车，前后望望，两头都是望不到头的车队。她一摸身上，说：“糟了老斑，老子把挎包丢了。”斑玛措知道小蓉挎包里装着采集来的曲谱，但她不知道那是小蓉装模作样胡乱记下的几首当地小调。
斑玛措说：“车开出来最多十里路，我跑一趟吧。”
小蓉又看看现场，受伤的司机在路边生起火，向山下伐木连求救。她说等伐木连爬上山来，搬掉木材，恐怕要到下午了。
“我在这儿等你。”小蓉说。
“我脚杆快当得很。”斑玛措转身要走，又站住，看着娇小的小蓉。白雪映衬下，小蓉的脸居然显得很脏。
小蓉给她看得很不自在，心虚得很。她那样看是什么意思呢？明白她的谋划，明白她们缘分尽了？
“要解手找个人帮你。”斑玛措嘱咐一句。似乎她站下那么久就是不放心这点。
小蓉把斑玛措的背包交给了司机，请他一定交给那位高大的藏族女兵。她给斑玛措的信被牢实地捆在背包带的十字交叉上。
然后小蓉步行两里路到了养路道班，求他们用拖拉机送她到山下伐木连。当她搭上伐木连的卡车向成都方向驶去时，她知道斑玛措已读完了她的信。她想象她读信时吃力的样子，眼泪花了她的眼睛。她已成了斑玛措此生最仇恨的一个人。
何小蓉成为军区副参谋长夫人时，自己也调到了文化处当了副处长。那是一九八六年。
王林凤因为在文革前期为军区造反派写过许多曲，成了他们的红人，因此在八十年代初便灰溜溜转业回了老家。他一次写信告诉小蓉，他收到过阿坝寄来的苹果，却没有投寄者的详细地址和姓名，但他怀疑是斑玛措寄的。
萧穗子因为要写一部小说而再次去若尔盖。她听一位在阿坝做了县委干部的女子牧马班成员说，斑玛措已做了母亲，有两个孩子。她嫁得还算称心，丈夫是阿坝军分区的一位连长，也是藏族。
不知为什么，穗子没有去找斑玛措。
又是几年过去，何小蓉的丈夫升任了副司令。这天上午她刚要上班，见门岗挡住一个高大的女子和两个孩子。
小蓉看到的又是第一次见到的斑玛措了，只是藏袍崭新。她的眼睛又像从前那样，适应远距离的目标，眼珠也极不活络。她迈着草原人晃晃悠悠的大步走来时，身上已看不出一丝都市以及军队的痕迹。小蓉把她和孩子们请进门，这才发现斑玛措怀里还有一个孩子，四五个月大，脸蛋却已经跟两个大孩子一样肮脏。
斑玛措说她要跟丈夫去青海，以后离小蓉就远了。她不断向两个孩子说着什么，三个人在一张单人沙发上挤成一堆。不，是四个人，小蓉想。四个人坐一张沙发，尽管小蓉家的客厅大得空旷。然后丈夫匆匆穿过客厅，不久就听轿车打火，开走了。
小蓉问斑玛措晚上住在哪里。
斑玛措没听明白似的，上唇一掀。然后她眼睛看看偌大个屋，又去看楼梯口。她原本是想在小蓉家住一阵，和小蓉好好聚一场。
“没地方住，在我这儿凑合一两晚也行。”小蓉马上说。
小蓉叫来阿姨，上了茶，摆了糖果。她看着已走到院子中央的阿姨背影，对斑玛措小声说：“刘副参谋长知道你。”
斑玛措愣一下才想到刘副参谋长是小蓉的丈夫。
“不过他不知道我们关系有多深。”她躲开斑玛措的眼睛，笑了一下。“万一他问起来，你就说是一般战友，不要讲你帮我吸奶的事。”
这回斑玛措的愣怔僵在脸上，化不开了。
“他这个人多心得很。”她看着斑玛措。
斑玛措点了点头。两只眼睛又和多年前一样，如同温敦的老牛或老马，看着人类层出不穷的把戏，对他们的企图毫不懂得。但不去懂得已先原谅了他们。
小蓉这才大声向警卫员布置，要他暂时搬楼上客房去住，把他的屋让出来给客人。
第二天早晨小蓉下楼来，发现斑玛措一家已经走了。茶几上搁着一个大纸包，包的是虫草和藏红花。
斑玛措和三个孩子到达丈夫的部队之后，从大儿子的袍子里找出一辆微型遥控坦克。她想起它曾经摆在小蓉的客厅，很珍贵地罩在一个玻璃壳子里。小蓉当时说那是丈夫参加军事考察团一个英国将军送他的礼物。斑玛措的大巴掌走在了她意识的前面。等她的意识撵上来，儿子已倒在了地上，鼻血糊了一脸。她和小蓉的一场情意刹那间使她过电一般地疯狂起来，朝着儿子追杀过去，两只靴子轮流往那七岁的脊梁、肩膀、屁股、头颅上落，屋子里小型冬宰似的充满各种音调的惨叫。
打到她自己也奄奄一息了，她坐下来，看着地板上一动不动的儿子。三个孩子都一动不动，一声不出，最小的那个在一分钟前哭碎了最后一点嗓音。
门外，一个男人的皮靴声飘进来，也是晃晃悠悠的草原步伐。斑玛措坐在地板上身体一缩，心想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他下班的时间。
School Story 学校中的故事
那时，我刚到美国，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学校的电梯一样地挤，我嫌，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热汗蒸着我，连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国馆子味。我总是徒步上楼。楼梯总是荒凉清静，我总在爬楼梯之间拿出木梳，从容地梳头，或者说将头发梳出从容来。我不愿美国同学知道中国学生都这样一气跑十多个街口，从餐馆直接奔学校，有着该属于牲口的顽韧。
梳好头发，我总是掏出小镜照照，看所有的狼狈、慌乱是否都被清理掉了。一个人从我身边擦过。他说：“抱歉。”我也说：“抱歉。”其实谁也没碍谁的事。看回去，楼梯上只剩他的背影了，还有他的一头白发。是黑发没白透的那种，是不该白的那种。我知道这白发之下不该是张老脸，可怎么也想不到它那样年轻。我的惊异似乎带了声响，引他怔怔朝我看过来。他的眼睛很像婴儿，大、干净，却看不远似的。所以我怀疑他是否真看见了我。他没有常见的美国人的咋呼的健壮，以及他们社会崇尚的掺着流痞的乐观。一种脆弱和消极，像欧洲南部人那种，使他的形象产生了刹那的魅惑。他的样子也是惊讶的。我值得那番惊讶吗？
这样，我俩的短暂交锋在一点儿难为情中收住了。常有那种情形：一个没名堂的邂逅会让你的精神荡起来，悠几下。这就是那个荡悠。我慢慢拾级而上，觉得自己还没让这美国日子累死，还会时时有这类荡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