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四）

一九七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早晨起来时，炕早凉了。水缸里只有一层沉淀的黄泥。我喝这黄泥浆有半年了，他妈的够了。

得去挑水。村里人从开始就没帮我挑过水，他们帮那两个太原来的女学生挑水暗算着哪天能把她俩挑进他们的窑里挑到他们的炕上。他们可不想挑我。我在他们看起来是个怪物。生产队长叫我去修梯田的时候眼里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这可真饶了我。还得把头发再剪短些，队长、大队干部就更没我什么“意思”了。怎么行了我这么大个方便。

我拒绝修梯田去。根本上说，我拒绝“修地球”。我得想法儿弄个肝大脾大淋巴大的医生证明。

还是得起床，还是得吃。吃了两块昨天的冷红薯，从里到外地冷。翻衣服穿，翻出我大哥给我的那身将校呢军装。我把它穿上，扣上帽子，在洞里晃悠两圈。不行，还得挑水去。

出门碰上李小莲，劈头盖脸地，问我什么时候走，参军去啦？特种兵吧？瞅你这身军装也不是一般的兵！

我说明天就走。

她说她要能混上这么身军装她非在全村子游行庆贺。她说你小子可真能保密，当了“五好战士”别忘了照个大相片给咱寄回来。

我说那还有错。

她说你一参军就剩下我和张萍两个知青了。

我心想我不走也只剩你两人。队长、书记请吃猪头肉喝二锅头的时候他们那炕桌上从来就剩你两人。

挑两个半桶的泥浆回到窑洞，碰上上工的人都跟我说当兵好啊，一当就当毛料子兵。

就这么简单？把《红旗杂志》的封皮儿套在我存的那些电影杂志外面，我读的就是《红旗杂志》；把“毛选”的封皮套在 《悲惨世界》外面， 《悲惨世界》就是“毛选”。毛料子军装一下就把我套成一个高人一等、让人羡慕的毛料子特种兵。不好下台了。明天脱下这身军装，谎言是不能脱掉的。

我得走。让他们看着我穿着毛料军装从这村里永远走掉。

我得回北京。让谎言收场。

一九七零年四月二日

收拾行李。真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全村的人都上我这儿来拾破烂，边拾边说当兵多带劲儿。

东西全给他们拾去，只剩书和杂志。我可不想这帮人拿 《悲惨世界》去上茅房、糊窗户、剪鞋样；我可不想那张褪色的白蛇剧照给他们贴到土墙上叫它“妖精”。我得把它们带走。从十二岁起，我走到哪儿就把白蛇带到哪儿。

火车开到定襄上来许多人。我坚绝不睁眼，让乡亲们认为我睡死过去了。还是有人踢我说，大兄弟你看这位大嫂撅着八月大肚子。

第一次听人叫我大兄弟。跟“红旗”、“毛选”一样，外皮儿是关键，瓤子不论。我十九岁，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原来有模棱两可的性别。原来从小酷爱剪短发，酷爱哥哥们穿剩的衣服是被大多数人看成不正常起码不寻常的。好极了。一个纯粹的女孩子又傻又乏味。

原来我在熟人中被看成女孩子，在陌生人中被当成男孩；原来我的不男不女使我在“修地球”的一年中，生活方便许多也安全许多，尊严许多。这声“大兄弟”给我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门，那门通向无限的可能性。

我是否能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在有着子宫和卵巢的身躯中，是不是别无选择……

我轻蔑女孩子的肤浅。

我鄙夷男孩子的粗俗。

无聊的我。怪物的我。把位子让给理所当然的大肚子大嫂子，我对她那妊娠斑布满的脸一阵凶猛地恶心。

只好又翻翻随身行李中的书。那页白蛇的插页停在我眼下。她总被这样不客气地瞅着。

你在哪里……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五）

孙丽坤这天下午两点钟打开灯。冬天的布景仓库黯淡得任何物质都失去了阴影。她把灯线牵到合适的高度，让灯光忠实地将她的身形投射在一面粉墙的布景上。没有镜子，她只能用灯光投影来端详自己。她这样做已近一个月，眼看自己的身体细下去，轮廓清晰起来。又是苗条超拔的她了。每天半夜，她偷摸起床，偷摸地练习舞蹈。这时她从投影上看见舞蹈完全地回到了她身体上。所有的臃赘已被削去，她的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

活到三十四岁，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那种舒适带一点伤痛，带一点永远够不着的焦虑，带一点绝望。徐群山每天来此地一小时或两小时。她已渐渐明白他的调查是另一回事。或者是他中途变了性质，不再是调查本身。他和她交谈三言两语，便坐在那张桌上，背抵窗子。窗外已没有“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之类的调情。那歌声不再唱给一个紧闭的窗子和又变得望尘莫及的女人。他就坐在那里，点上一根烟，看她脱下棉衣，一层层蜕得形体毕露。看她渐渐动弹，渐渐起舞。他一再申明，这是他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的直觉懂得整个事情的另一个性质。她感到他是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段。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她也看不透这个青年男子的冷静和礼貌。她有时觉得这塞满布景的仓库组成了一个剧，清俊的年轻人亦是个剧中人物。她的直觉不能穿透他严谨的礼貌，不能穿透他的真实使命。对于他是否在作弄她，或在迷恋她，她没数，只觉得他太不同了。她已经不能没有他，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存在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折磨她，斯文地一点点在毁灭她。

她直截了当地问过他：“你家里有谁？父母，姐妹，兄弟？”

他也直截了当，说：“都有过。我是家里老小。我两个哥哥都是哈军工的优等生。姐姐妹妹不值得提。我什么都有，钱、权力、书、奉承。我有手枪你信不信？你说什么吧，我都有。我会弹钢琴和吹长笛。我把我家钢琴键子后面的毡子全撕了，听起来很古老。我喜欢读《资本论》和拜伦。毛主席诗写得不错。他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批文最妙，充满人格的力量，特幽默。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窗外来光使他方正的军大衣肩膀盛气凌人。

“你二十岁？”

“二十岁。”他一笑，“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么年轻怎么当中央特派员？”她尽量不表示狐疑地问。

“脑子不年轻。”他弹弹烟灰。

“有很多很多女朋友吧？”

“有很少很少女朋友。”

她总是一边舞一边谈。半辈子她都这样谈话，不然她觉得她的话完全不连贯。她脱得只剩一层尼龙紧身衣，到处有窟窿。她颈子和腿盘环，形成不可思议的螺旋。屋内所有的布景在冬季霉潮中发出气息来。绘景前涂在帆布上的猪血渐被潮湿溶解，从尘封的历史，从忘却和遗弃的阴暗里游出腥味。徐群山和孙丽坤都嗅着这股复苏的血腥，并不想追究它的来源。

气味不止这些，还有滚热发黏的体温的气息，以及舞蹈者的脚汗气味。

这些浓深的气味使盘环的肉体逐渐演变，化为逼真的美人蛇。徐群山看到这里，总被激情和惊讶呛得微微咳嗽：那样以一只轻握的拳头抵住嘴唇，很斯文地咳着以掩饰那内脏的震动。

她说：“哪天你走了，就再也不来了吧？”

他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调查完了？”她问。

他说：“完了。”他眼珠清澈而无底，如同最深的井。她收住了姿态，浑身坍塌地站立着。

“明天是最后一天。”她重复。“我比你大好多岁。”她没头没脑地说。

他的皮靴“咯噔”一声着地，走到她面前，抬起手。她不知他抬手干什么，直觉让她把自己整个肉体送上去。他却拉拉她的手，说明天见。他飘摆着呢子大衣阔步走了，像某个剧中某个少年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