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了汤，黄狗就要回它娃子那儿去。葡萄说：“黄狗。”

黄狗站下来，回头看着她。葡萄说：“黄狗，过来。”它摇摇尾，不动。葡萄把声音放得凶狠，嗓门憋粗，吼道：“黄狗！”

黄狗慢慢地走过来。她脚边搁着绳，大拇指那么粗的绳。黄狗眼睛信得过她，身子信不过了，劲留在后头，眨眼就窜开的架势。它尾巴又开始变粗，动也不动地拖在身后。她对自己说：别去看它。它会装孬着呢。她手抓起绳子，可是动不了。她又对自己说：甭可怜它，可怜它干啥？也用不着它看院子了，多张嘴要喂。她的手还是抬不动，黄狗细声细气地哼起来。她要自己想开，黄狗正喂奶，一天要吃三两粮，没了它，省下粮给二大吃。她想着，就把黄狗的脖子拴上绳了。黄狗一挣，绳套锁死在脖子上。

天黑下来，民兵们进了葡萄的院子。葡萄站在桐树下，一句话不说。狗给绑在磨棚门口。他们搜了屋里屋外，又搜了红薯窖。然后拖着发疯一样号叫的黄狗走了。

四个狗娃跌跌撞撞地往窝外爬，嘴里都是奶声奶气的呻吟，想知道它们的娘为什么叫那么惨。

民兵们把黄狗煮成一锅好肉，打了几斤红薯酒，吃喝了大半夜，都说这时吃狗肉吃对了时节。马上要入冬，吃狗肉等于给他们添了件小棉袄。他们把黄狗的皮送给县革委会的史主任，皮是好皮，生了狗娃，刚换毛，暖和过老羊皮。等狗肉在他们身上生起火时，那四个小狗娃被葡萄抱到大路口上。看看谁家有奶狗娃子的老狗能拾走它们。她陪着狗娃子们坐了半上午，狗娃子冻得蜷成一堆，葡萄脚趾也冻麻了。见了推车挑担的人远远走过来，她就躲到路沟下面的树后面去。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他们听见狗娃子奶声奶气的叫唤只是扭头往葡萄的烂柳条筐里看一眼。葡萄看看太阳都高了，便对自己说：留下它们也养不活，一天还得熬小米汤伺候，哪儿来的闲工夫？哪儿来那么多小米！狗娃的叫唤还是跟了她一路，跟到地里，跟她回到家，跟她睡着。第二天清早，她觉得狗娃的叫声和当年挺的哭声一样，都远了。

快下雪了，葡萄熬掉许多灯油给二大绗出一件大棉袄，又赶出一双棉窝子。她想天一黑就给二大送上山去。有人在院子外头叫：“葡萄在家不在？”她听出是史老舅的声音。史老舅又喊：“葡萄要不在，老舅他还得再跑趟腿呀！”葡萄只好应了他。

史老舅拿个油纸包，站在台阶上不下来：“葡萄，你舅老爷好吃猪尾巴，有人腌了一根给他。还有一斤猪奶子，叫他闲磨磨牙。趁着还有七八颗牙，磨磨吧。叫他多住住，咱这儿掏个洞就能住人。就说是史老六跟他说的。”

葡萄不接他的话，只是叫他进来坐，喝口水。

史老舅又说：“我可没给过你舅老爷猪尾巴、猪奶子。我家又不做熟肉生意。我们都割过资本主义了，你说是不是，葡萄？”

史老舅往门外走，说着：“不送，不送。干部们上各家打听，娃子们见的白毛老头到底啥样，大人们都说：他们见啥了？啥也没见。娃子们老腻味，没事干，弄个故事编编呗。”

过了两个月，葡萄到集上卖窗花。眼看要过年，葡萄剪的窗花很好卖。谢小荷远远就和她招呼，“叫我也学学剪，葡萄姐，我这手老笨呢！”葡萄和小荷有二十年没话说了，让她一招呼，葡萄手里的剪子也乱了。

小荷说：“这几幅卖我了！”她掏出个裂口的塑料娃娃脸钱包，在里面抠着。一会儿抠出一张一块钱，叠成个小方块。葡萄手伸进口袋去掏零钱。小荷尖起嗓子叫：“咋这么外气？还找啥钱哩！”葡萄叫她等着，她给她再剪一副“双龙戏珠”。小荷跺着脚取暖，一面说：“我这儿买了只烧鸡，你拿上。”她把一个塑料包从她包里拿出来，往葡萄脚边一放，又跺着小碎步子跺到一边去。她戴顶红毛线帽子，把脸衬得更黄。

葡萄说：“不拿。”

小荷看看左边看看右边：“不是给你的，给你舅老爷的。你不拿，还叫我给你送家去？”

葡萄说：“不拿。”她嗓子软下来。

小荷一脸都是为难，说：“看你把人都难坏了！知道你今天赶集，专门从县里买的烧鸡，没功劳有苦劳吧？”

葡萄看着她。小荷的黄脸细看也是有眉有眼，生孩子落的斑也不那样花了。她说：“那也不拿。”

“是给你舅老爷的。”小荷声音没了，光有气，“我爹过世前说过，他对不住你舅老爷。昨天我和春喜说了，葡萄来了个舅老爷，病害得不轻，我去送点东西给他你可不许管我。你看，他没管我。”

葡萄说：“舅老爷走了。”

小荷说：“不走会中？知道他走了。”

葡萄说：“这回可不回来了。”

小荷说：“叫我说也别回来了。这只烧鸡，算我爹给他过年吃的。”

小荷走的时候，脸在毛线帽子里又左右扭了扭，看看冷清的集市上有没有熟人。就在谢小荷顺着史屯街的黄土路往东走时，街上的大喇叭响起来，“跨”的一声大镲，像是塌了什么，赶集卖货的人都一哆嗦。再听，那是一支乐曲，又重又慢。再一声大镲，刚才塌的这下子要一塌到底似的。街上人五脏都挪动了，也跟着崩塌。然后喇叭里有人说话了，念着一大串人名字，头衔。明白事的人大声问：“谁死了？”

五分钟以后，集上的买卖恢复了，不过买的人和卖的人都相互说一句：“刚才听见没有？周总理走了。”

过了两小时，学生们出来了，头低得低低的，眼睛都垂下，见集上还有人卖小磨芝麻油、腌猪脸、炮仗、剪窗花，都红了眼圈说：“周总理都逝世了，你们还在这儿赶集哩！”

街两边站着蹲着的人吸吸冻出的鼻涕，手往袄袖里拢拢，看着学生们又悲又愤地呵斥他们。他们扭头看看左边右边的人，见他们不动，还守着自己半筐鸡蛋一担挂面，蹲着或站着，他们踏实了，也不打算动了。

又过几天，学生们把秃树枝上都挂满白纸条、白祭帐、白纸花。走过去走过来的人都低着头，耷拉下眼皮，几个二流子吹口哨，被中学生们吼了一通，灰溜溜地笑笑，没声了。史屯的不少知识青年不叫知识青年了，叫“二流子”。要在平时二流子们可不受人呵斥。不呵斥他们，他们还一天到晚到处找个谁打打，或者调戏调戏。他们中间好的都走了，让公社推荐上大学或招工了。剩的这些常常不出工、歪歪斜斜站在街边上，见了谁就低声嘀咕一阵，然后就扯开嗓子大笑。史屯人知道他们整天在讲每个史屯人的坏话，每个史屯人在他们的故事里都做着丑角。所以史屯人就说城里人太孬，把这些二流子送来祸害他们。过了半年，街上大喇叭里又出来一声塌天似的大镲。这回是朱老总。学生们把上回收回去的白纸花整理整理，再挂到叶子肥大知了闹人的树上。二流子们嘴里吹着哀乐，在街上边逛边啃着刚偷的黄瓜、西红柿，见学生们啐他们，他们就比画一些二流子动作，笑得张牙舞爪、翻跟斗打把式。

女学生们嗓子哽咽着说：“朱老总都去世了，你们狗日的有良心没有？”

二流子们用她们的史屯口音，嗲声细气地学舌：“朱老总都去世了，你们的良心屙屎屙出去了吗？！”

学生们想，总有一天，要把这群货色揍烂撵出史屯去。他们在秋天终于和二流子们打了起来。那是哀乐响得最壮阔的那天。各村都接上了喇叭，都在同一个时辰响起大镲，“咣！……”这回人们觉着塌了的崩了的不是天不是地，是长在脊梁上的主心骨。他们偏着脸听广播一遍一遍讲毛主席逝世的事。他们站在窑洞外，下巴颏向一边翘，一只耳朵高一只耳朵低，听着这件大丧事。他们从早上站到中午，背驼胸含，脖子向里缩，腰在后胯在前，膝头微微打弯，他们就这样防守、躲让、一步三思，未冲锋先撤退地站着，一代一代都学会这个站相。他们这样站着，想让他们听明白什么，想让他们相信什么都难着呢。从中午又站到晚上，他们互相说：“吃了没？”“正做着汤呢。”“毛主席逝世了，听见没？”“听见了——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