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碰到他手的刹那，我明白了，那手是假肢。那只曾经摸过丁丁脊梁的手，被丢在了战场上。
我跟他就在街边站着说话。我们不经意地谈着上前线的事。我们不说“上前线”，只说“上去”；我们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的。我告诉他我其实不算“上去”了，最远“上”到包扎所采访伤员。他问我去的是哪个包扎所，我说就是何小嫚的那个三所，但是没见到小嫚，因为她跟医疗队上第一线了。刘峰此刻说，可见当时医护人员太欠缺，连何小嫚这样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线了。我说小嫚是五份申请书把她自己送上前线的。刘峰摇摇头，说要是人员足够的话，十份申请书也不会让她上去。全是吃了那个亏，没人救护，何小嫚的丈夫才牺牲的。
“你还不知道吧？何小嫚病了。”
“什么病？”
刘峰说：“说是精神分裂症。”
我问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的牺牲。
刘峰说何小嫚被送到他们医院精神科的时候，还不知道她丈夫牺牲了。
“那她怎么了？怎么就分裂了呢？”
刘峰说他也不太清楚。只听说她扛着一个伤员扛了十几里地，成了英雄事迹主人公，戴着大红花到处做报告。她是戴着大红花给送进精神科的。我跟刘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后，我手心一直留着抓握假肢的感觉。大夏天里，那种冷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留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伤。
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嫚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叫她何小嫚。小嫚，小嫚，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了这个名字，才敲到第二遍，电脑就记住了。反正她叫什么不重要。给她这个名字，是我在设想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她那样的家庭背景会给她取什么样的名字。什么样的家庭呢？父亲是个文人，做过画报社编辑，写点儿散文编点儿剧本，没怎么大成名。她的母亲呢，长相是好看的，剧团里打扬琴弹古筝，像所有可爱女人有着一点儿恰到好处的俗，也像她们一样略缺一点儿脑筋，因而过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绝对随大溜。我能想象在小嫚的母亲跟她父亲闹离婚前，那个家庭里是温情的，小布尔乔亚的。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善良软弱的文人父亲给小嫚取出这样一个名字。何小嫚很有可能向着一个心智正常，不讨人嫌的女孩成长。像所有软弱善良的人一样，小嫚的父亲是那种莫名地对所有人怀一点儿歉意的人，隐约感觉他欠着所有人一点儿情分。人们让他当坏分子，似乎就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好说话，常常漫不经意地吃亏，于是人们就想，何妨把坏分子的亏也让他吃了。到了何小嫚的母亲都开始讲他坏话，提出离婚的时候，他不再觉得心里苦，他反倒觉得解脱了。睡前吃安眠药，他心里一亮，看到了终极的出路。这天早上妻子去上班了，他牵着女儿的手，送她去托儿所。家门外不远，是个早点铺子，炸油条和烤大饼以及沸腾的豆浆，那丰盛气味在饥荒年代显得格外美，一条小街的人都以嗅觉揩油。一出家门小嫚就说，好想好想吃一根油条。四岁的小嫚是知道的，父亲对所有人都好说话，何况对她？父女俩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感情上到物质上她都可以敲诈父亲一笔。然而这天父亲身上连一根油条的钱都没有。他跟早点铺掌柜说，赊一根油条给孩子吃吧，一会儿就把钱送来。 爸爸蹲在女儿面前，享受着女儿的咀嚼，吞咽，声音动作都大了点儿，胃口真好，也替父亲解馋了。吃完，父亲用他折得四方的花格手绢替女儿擦嘴，擦手；手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替她擦。擦一根手指，父女俩就对视着笑一下。那是小嫚记得的父亲的最后容貌。
我推想小嫚的父亲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早点铺的生意已经淡了，豆浆的热气正在散去。父亲对掌柜的说，这就回家取钱送来。那时的人都还质朴善良，掌柜的打了个哈哈，说急啥。父亲回到家之后，打开他和妻子共同存放日常用项的抽屉，一个镚子也没有。渐渐地，他从漫不经意地寻找，变成了绝望的翻箱倒柜，家被他翻了个底朝上，居然找不到一根议价油条的钱。妻子在他降薪之后对他冷笑：他还有脸花钱？他就领回这点儿薪水，没他花钱的份儿，只有养老婆女儿的份儿。他在社会上的正常生活权利被剥夺了，在家里的正常生活权利也被剥夺了，是被他最爱的人剥夺的。他连门也出不去，因为一出门就要碰上那个轻信了他的早点铺掌柜。他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因为他来到这世上就已经亏欠了所有人。他被那个念头点亮过一瞬，此刻那念头在他灵魂里燎原了。
他拿起那个药瓶，整个人豁然大亮。妻子造成了他彻底的赤贫，肉体的，精神的，尊严的，他贫穷到在一个炸油条的掌柜面前都抬不起头来。这证明妻子舍得他了。最终他要的就是妻子能舍得他，舍得了，她心里最后的苦也就淡了。
何小嫚不记得父亲的死。只记得那天她是幼儿园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所有小朋友都被家长接走了，她是唯一坐在一圈空椅子当中的孩子。老师似乎也知情了，沉默地打着毛线，陪她等待某件事发生。但那天什么事也没对她发生。于是父亲的自杀在她印象里就是在幼儿园的一圈空椅子和渐渐黑下来的天色，以及在午睡室里睡的那一夜，还有老师困倦的手在她背上拍哄。
加上炸油条的老掌柜笑眯眯的提醒：“小妹妹，你爸昨天说送钱来的呢！”
小嫚后来上幼儿园都是出了家门口就穿过小街，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避免从早点铺门口经过。不是因为仍然赊着老掌柜的账：油条钱母亲还了，只是她不愿再听老掌柜叫她“小妹妹”。
现在我来设想一下，何小嫚第二个家是什么样。我是指她母亲和他继父成立的那个家。母亲凭她残余的华年，给何小嫚找了一个老粗父亲。第一个丈夫的儒雅智慧注定了他的善良软弱，而正是前夫的可爱之处使她找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男人，一个老干部。母亲对这个比她大十多岁的丈夫是赔着小心的，畏罪自杀的前夫是她和女儿的历史污点，因此她们是矮人一头地进了老干部的家。六岁的女儿历史污点更大，因为这污点始于她出生之前，始于她坏分子父亲往她母亲体内注入他全部人格密码的夜晚，她的生命由此不可逆转地流淌着父亲的命运走向。母亲如何微妙地赔小心，小嫚很快效仿过来。母亲把全家饭桌上的“好菜”——最厚的一块大排骨或者最宽的几段带鱼小心翼翼地拣出，放在继父的饭盒里，做他第二天的午饭，她自己再是口水倒灌也只吃母亲拣到她碗里的菜。她看着母亲在继父裤袋里装入熨烫平整的手帕，在他皮夹里装上零钱和整钱。她还看着母亲为继父剥螃蟹壳，挑鲫鱼刺，而那些都是小嫚亲父亲为她母亲做的。母亲还教会继父下围棋，听越剧，跳华尔兹，以及用卖破烂儿的钱收藏古董，总之以她前夫给她的教养去教化现任丈夫。小嫚眼看老粗在母亲手里一点点细气起来。母亲赔着小心教养她的丈夫，聪明使尽，让他不自觉地进入了他前夫曾带她进入的城市生活。
我想何小嫚的继父并没有伤过她。甚至我不能确定她母亲伤过她。是她母亲为维护那样一个家庭格局而必须行使的一套政治和心术伤害了她。也不能叫伤害：她明明没有感到过伤痛啊。但她母亲那无处不用的心眼儿，在营造和睦家庭所付的艰苦，甚至她母亲对一个爱妻和慈母的起劲扮演，是那一切使小嫚渐渐变形的。小嫚一直相信，母亲为了女儿能有个优越的生活环境而牺牲了自己，是母亲的牺牲使她变了形。她常常偷听母亲是怎样“牺牲”的，夜晚紧闭的大睡房门外，她赤脚站在黑暗里，从房内的每一丝响动估价母亲牺牲的惨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