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式跟刘峰打交道，是他调来半年后。我们跟随大部队拉练行军到川西北山区，扎营七天进行军事训练。假如说我们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军人，也就在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弹训练，都是此时完成。“扮演士兵”对我们是玩游戏，可以不练功，可以过枪瘾，可以把压缩饼干当零食，还可以在“摸哨”时当真打架摔跤。射击训练开始前，军训处简副处长选了两个警戒哨兵，站在靶场最外围，防止老乡进入，让子弟兵不长眼的子弹打了活靶子。我和刘峰入选。刘峰是志愿的，他来自野战军，不稀罕打靶，省下过枪瘾的机会给其他人；我是被大家一致推举，因为我射击一般算不出环数，子弹从来碰不着靶子边，大家怕我拖垮集体打靶成绩。
那年我差一个月十三岁，身高一米六一，体重三十八公斤，矗立于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在军人和老百姓之间筑成一道血肉长城。密集的枪声从下午一点持续到四点，我从站岗到“跳岗”，为了脚不在这三小时内生出冻疮，我不得不把舞蹈课的小跳组合挪用到此时。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红苕地里，红苕已经被起过了，黑了的藤子秧子摊得如同烂渔网。舞蹈教员杨老师的大手表戴在我腕子上，我跳三五分钟看一眼，意识到孤单、疲惫和寒冷能使五分钟变成一辈子。四点过五分，枪声完全静下来。打靶应该四点整结束。一个肥嘟嘟的田鼠从我脚边跑过，我目光追着它，不久发现田坎下有个圆润光滑的洞。我想参观一下洞内，便趴下身，用本该警戒四野的高倍望远镜往洞里看，却什么也看不见。我捡了根树枝伸到洞里骚扰，一边学猫叫，不知田鼠跟猫是否敌我关系。此时“啪”的一枪，子弹擦着我头顶的榆树梢过去，吹了一声哑哨。打靶不是结束了吗？半分钟不到，又是“啪”的一枪。我还没想明白，就被人从地上拎起来，扭过头，看见一张白脸，两腮赤红，嘴吐蒸汽。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但因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写而显得陌生。他说话了，口气很冲：“你怎么回事儿？！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山东口音提醒了我，此人正是另一个警戒哨兵刘峰，他另一只手还架着个驼背老太太。老太太显然是在我骚扰田鼠的时候溜进靶场的，似乎挂了彩，哼唧着，顺着刘峰的手往下瘫，最后黑眼球没了，眼皮夹缝里只剩两线灰白。刘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吓得不省人事了。下一个印象，就是刘峰抱着老太太在我前面飞奔，一面大声说：“太不负责任了！玩儿心那么重，像个当兵的吗？！……”对面山坡上飘着红十字旗帜，刘峰是把老太太往战地救护队抱。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摔跤，两个腮帮上都是泪，是摔出来的或是吓出来的还是被刘峰骂出来的，现在我想，应该做全选。刘峰和我把老太太送进急救帐篷，正在“扮演”战地救生员的门诊部医生护士们围上来。接下去的印象就是刘峰和我在棉门帘外面等噩耗。一会儿，刘峰站累了，蹲下来，仰起脸问我：“十几？”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声“十三”。他不再说话，我发现他后领口补了个长条补丁，针脚细得完全看不见。棉门帘终于打开，急救军医叫我们进去看看。我和刘峰对视一眼，是认尸吗？！刘峰哆嗦着问子弹打哪儿了。医生说哪儿也没打着，花了半小时给老太太检查身体，身体棒着呢，连打蛔虫的药都没吃过，更别说阿司匹林了。可能饿晕的，要不就是听了枪声吓晕的。
我们伸头一看，见老太太捧着个军用水果罐头，一勺舀两大块糖水菠萝往嘴里塞。刘峰扽扽我，我们俩赶紧钻进棉门帘。刘峰对老太太又敬礼，又道歉。老太太呼噜呼噜地吃喝，专心给自己压惊，顾不上理会我们。
急救护士轻声说我们运气好，真打着她，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红苕了，全都到文工团吃军粮去了。
回到我们驻地，故事更清楚了。贝斯手曾大胜跟人打赌，剩下几枪，他一定打出三个连续十环。所有人都打完了，曾大胜一人还趴在那里，半自动还剩两颗子弹了，他瞄了三分钟，一弹未发，向身后的军训科副科长借了条手绢，遮住一只眼睛，再开始新一轮瞄准，有人打趣说，这一枪，不打十环对不住科长的漂亮手绢。另一个嘴更损，说：十环还值得这么瞄？这一枪非打出十一环来！曾大胜跳起来，跟说风凉话的踢打一阵，再开始第三轮瞄准。到此时，七分钟已经过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打靶已经结束，离开了岗位。
当天吃的晚饭是红苕米饭，大葱炒红苕片，红苕蒸咸烧白（扣肉）。说是本地什么都不产，只产红苕，那个老太太偷越打靶警戒线，是为了在起过红苕的田里再刨一遍，一般总能收获漏起的小红苕或者被铲断的半截儿红苕。我们中一个人醒悟说，闹半天刘峰救的不是普通老百姓，是个偷刨公社红苕的落后老百姓！另一个人说，还让落后老百姓骗吃一顿糖水菠萝，那可是首长的拉练特供！又有人说，军民鱼水情对落后人民白唱了吧？话剧队的老唐山说，刘峰错叫了大娘：人家才不是大娘呢，听门诊部宣传员说，前天大娘还领了免费避孕套呢！大家都哈哈哈，刘峰这回当错了好人，站错了队，救错了人……
第二章
刘峰抱着特大号茶缸蹲在一边，往嘴里扒拉着红苕米饭，等大家说完，他开口了，说什么先进、落后的，不都是老百姓吗？落后老百姓就该让老曾打十环？再说老百姓没有不落后的，你们到农村做一回老百姓试试，饿你们一冬，看你们落后不落后，偷不偷公家红苕？
我凑到他身边，想说谢谢什么的，又觉得该谢谢他的是那个落后老百姓。刘峰脸对着大茶缸说，这儿的红苕真不一样啊，嚼着跟栗子似的。你个小穗子，就因为你贪玩，这么好的红苕大娘今晚差点儿吃不上了。
那以后，哪儿有东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里就有刘峰。连女兵澡堂里的挂衣架歪了，刘峰都会被请进去敲打。他心灵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铁匠是铁匠，电工也会两手。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他很快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
我们跟刘峰真正熟识，是在他当上我们毯子功教员之后。我们每天最痛苦的时间不是早上跑操，不是晚上政治学习，也不是下午听传达文件，而是每天上午七点的毯子功课。我们那群女兵最大的十七，最小的十二，排成一队有六七八米长，毯子功一个半小时，我们一个个由刘峰抄起腰腿，翻“前桥”（前软翻），“后桥”（后软翻），“蛮子”（侧空翻），跳板蛮子。尤其跳板蛮子，他得在空中接住我们，再把我们好好搁在地上。我们恨毯子功，首先是我们觉得它无用，其次是我们胆小，给跳板弹几米高再一个跟头翻下来，整个人经过刹那的恐怖休克，都不知道怎么落了地。因此只要刘峰提醒一句：“腰里使劲儿，啊。”我们就会给他白眼，越发不使劲，全由他搬运。
我们停止给刘峰白眼，是他当选上全军学雷锋标兵的时候。当标兵本来不招人忌妒，但它的后果太好，比如入党、提干，提了干后果更好，可以谈恋爱结婚分房子生孩子。所以人人明争暗夺当标兵。入党对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待遇，以及由那待遇生发的优越感，有些文件只有党员配听。听文件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当这帮党员拎着马架子，齐刷刷向小排练室操步，个个一脸的国家大事，把目送他们的我等进步青年看成虚空，那是让我们顶眼红，顶妒忌。
我们中的郝淑雯是最后一个对刘峰收起白眼的。郝淑雯是那个把我们集体平均体重提高的丰满女兵，一米六九，还没碰到她就能感到她青春体温的冲击波。她是一个空军首长的女儿，父亲手下一个师的高射炮兵。郝淑雯活着的每天都要有人帮忙，骑车上街不会下车，就临时叫住一个过路人帮她扶住车后架：“哎，老乡！扶一下嘛！”男老乡们当然都会奋不顾身冲上去扶这个美色扑人的女兵。扶完还意犹未尽，巴不得扶两下、三下。自从来了个谁的忙都帮的刘峰，郝淑雯便每天“刘峰”不离口。有时郝淑雯的忙很难帮：缝被子把针丢失在棉花套里，让刘峰帮她棉絮里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