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皱眉，便上二楼视察命案现场。
“孩子分别是三、四、六、七岁，二男二女，六岁及七岁女儿在这房间。”督察推开了门。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画画，脑后被硬物劈成星状。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还抱着血熊，颈部被斩至几乎脱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断指，尸体应该是受害后再移至床上。
“3岁及4岁的儿子在这里。我还以为他们在睡觉。”督察推开了另一度房间门。此时摄影师及法医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两个儿子伏在床上，还盖着被，只是墙上一大片鲜血，脑后亦呈星状，骨头碎裂。“凶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经包好在胶袋里面，还标了笺，上写‘凶器：铁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检查，才下口供。”“YES SIR.”
我在满室血污的房间站了一站：当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膻与昏浊。我很渴望可以喝一点威士忌酒。窗外有蓝光，微微闪动。我大叫：“把警号关掉，蠢材！”军装遥遥地应道：“YES SIR.”但仔细一看，原来是蓝蓝的月光静静隐着杀机。我非常的苍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个颤。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老了。我原来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与恐惧，而且孤独。
我想我要离开这个殖民地了。殖民地将不复存在。
精神科初步诊断疑犯精神正常，有轻微忧郁倾向及患了点伤风。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说话，而距离48小时合法拘留只有10小时，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个民兄。据此人说，谋杀案发生前两天，银行突然多20万现金转帐，案发后翌日收到陈路远寄给他的信，嘱他用了20万元安排死者及4个子女的葬礼：“我恐怕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你了。”信上写道。
陈路远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静静地看着我。我开腔道：“案发后你在厨房喝蓝山咖啡。你喜欢蓝山咖啡？”他毫无所动地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里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员出去预备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现场搜出的照片。一间乡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陈路远一家和一只大牧羊犬站在园子里的照片，全都笑着，连牧羊犬也张着嘴，附和着。陈路远略略低头，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么远处去了。警员送来了咖啡及携来了耳筒镭射唱机及喇叭。咖啡香弥了一室昏黄。镭射唱机播着案发时他听着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我点了一支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与静默之中。
“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
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满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眼底带绿，像爱尔兰的草原。”
“维利亚一直不喜欢香港，或许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子。一次我醉后竟然透露迷恋上背上纹了一只孔雀的中国女子。翌日回家我发觉维利亚伏在床上，痛得满脸通红，掀开毡子，才见得她背上纹了一只大孔雀，血迹还未干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谅。”
“但没有用。你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是英国人。我无法拒绝殖民地的诱惑。”
“她回去过爱尔兰。我带着大卫儿到她姐姐处找她，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抱着大卫儿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断断续续很多年。大卫儿开始独自上学，交小女孩朋友。维利亚走了，在米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要离婚。”
“她后来跟了一个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后一次爱。背上的孔雀已经毁掉，她原来优美的背部灼了难看的疤痕。我一边做爱一边流眼泪。她只说：意大利人对我很好，远比你对我好。我这样比较幸福。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背这爱情十字架。”
“她走后我开始很沉默。”
“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静了下来，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谋杀犯——人的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至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爱维利亚不比我爱赵眉爱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毁了她美丽的背、她的爱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却杀了赵眉、明明、小二、小远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员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无法背这爱情十字架。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无端端地生长着，像刺。
她要跟我结婚我便答应了。我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爱她。
“陈路远。”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过来，握着。
“很奇怪。近来我老在找东西，总觉得失掉什么似的。”她怯怯地笑起来，“你上班了，我总觉得永远不会见着你似的。”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
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