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看了几眼手机上的地址，确定没有找错地方。跟着她的一起行动的T和她对视了一眼，主动走在了她的前面，按响门铃。

“请问原声先生的母亲关女士在吗？”

开门的是一位保养得体的中年妇女，即使在家里都打扮得十分讲究，她极为克制地看了D和T一眼，点了点头。

那眼神说不上有多傲慢，但是谈不上如何淳朴，大抵是D和T都穿着便服的缘故，对方的脾气并没多好。这种不远不近地拿捏让D感觉好像看到了B-509，或者说B-509身上有这位女士的影子吧，D在这个时候就突然就感受到了B-509的缺陷。

B-509确实是一个听从母亲教导的人，但绝对不会是这位母亲所期待的人。

D突然就认识到了B-509说的事实——他是一个失败品。

“请进，”B-509的母亲打开门，见怪不怪地将他们引进了屋子，“你们是来打听我儿子的事情的吧。”

D跟着T一前一后走了进去。

“又要提到您的伤心事了，我们很抱歉，女士。最近打听您儿子的消息的人很多吗？”

“这样不算令人伤心的事情，”关女士安排D和T坐下，然后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茶：“小地方是这样，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被唠嗑好几天，何况是死了人的大事。我儿子是个精神病人，脑子有点问题，以前就是别人口里的故事，现在成了事故，也大不到哪儿去。”

这可真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D辨别不出来B-509母亲的话究竟是敷衍地应答，还是面对失败作的真情实感，鉴于T已经充当了礼貌谦逊的角色，她便主动承担起了提问的任务：“这么说来，原声先生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很长时间的困扰。”

关女士笑了笑，有些怅然地说道：“毕竟是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就算会有困扰，也只能接受吧。”

和她对话的真的是一个母亲？D强忍着心里的不适，说道：“您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精神方面问题？”

“他刚上学那会吧。这孩子小时候就经常闷头不说话，只要和别家孩子多对比一下，就知道他精神智力方面有问题了。和同学玩不到一块，跟老师又不交流，学习起来也慢别人一拍，随便刺激一点就会大吵大闹，搞得我都被老师找去约谈了好几次。不过，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难，我工资比较低，整日要为了住食奔波，认识不到位，只以为他是单纯的内向。倒是后来上大学要全面体检，带他去看了那么一回，才发现他居然有那么大的毛病。”

“关女士，您的意思是，您一直都知道原声先生他小时候就患有精神类疾病，等到他成年之后，您才带他去拿了患病证明？”

B-509的母亲似乎没有感受到D语言的尖锐，她说道：“这是时代问题吧，如果当时信息就有那么发达，我也不会放任他变成这样，还害到了别人家庭。”

中年人明哲保身般的发言让D想要发笑。一股无名怒火自她心中涌起，她甚至觉得如果再继续说下去，她就会变成随口喷火的小丑。

T接过了这个话题，他在旁边打圆场说道：“这种事情压在女士您身上，真是辛苦了，现在又碰上这种事情。”

关女士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我也帮不了你们什么，那孩子从小就难以沟通，不大懂事，现在又闹出来了这样的大事。”

这次拜访以D率先起身结束，一句“打扰您了，真不好意思”说完，大门关上的那一刻让她长吁了一口气。

回局里的路上，T罕有地夸奖了她一句：“做的不错。”

汽车行驶在公路上，由于碰到下班高峰期，车流分外拥挤，到处都是或大或小的鸣笛声，嘈杂得让人心烦。

D看了一眼红灯的计时，嗯了一声：“无功而返。”

T握着方向盘，直视着前方的路况，说道：“感情用事只会击垮自己，站在犯人的角度自作多情，可不适合干这一行。”

D反口问道：“你不也讨厌她？”

“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你更不能强求一个一直以来都在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去做损害她自己利益的事情，”T说道：“所以我说‘做得不错’啊。”

D看着窗外来往的车流，默许了这个没有客观可言的评价。

没有任何结果的“不错”，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回到局里和其它同事碰了面，各方结果都不甚理想。这一天接替D工作的是局里另外两位前辈，其中一位姓翟，是心理科程医生的好友，另外一个姓游，是和程医生关系要好的后辈。

这么说起来，整个单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蛛网一般环环相扣又错综复杂，虽然D并不排斥所谓的“内部消化”和“办公室恋爱”，就是普通单位同事之间也会有友情来连接彼此，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每个人之间关联性太强，总让她产生一种陷入泥沼难以挣脱的错觉。

她只是听从上级命令的一枚棋子，到达不到决策层，也改变不了什么。可这种一叶障目的错觉又总是让她没有安全感，过去D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的感受，这回和大家意见不一致，才真正地感受到了问题所在。

大家都在为了给一个精神病人定罪而焦头烂额，一个在犯罪现场的精神病人。要摘除掉他已有的病症，冠给他动机，塞给他凶器，然后把律师和法官的事情都一律代劳，想方设法判给他死刑，要求他偿命。

究其原因居然是对方可能不是精神病人。而且所有人竟然都默认了这种事情是正确的，并且以行动在积极支持。

D心不在焉地听着同事汇报交流一天的情况，思绪已经飘到了B-509身上，直到T用肘部戳了她一下，满座目光汇聚到她身上，她才回过神来。

“我们这边同样没有找到突破口，B-509的母亲咬死B-509患精神病多年，因为工作和消息闭塞延误了最佳医疗时间。对方认为她的孩子从小到大都不正常，应该早日被送往精神病院。”

在座的其他人似乎都对这个说辞不是很满意，甚至有人在下面意味不明地低笑了好几声。坐在位首的队长K看了她两眼，进行了简洁的总结后强调了一句“准备好应付媒体工作”，就宣布散了会。

第二天，D又接到了和B-509沟通的工作。

她不知道上面究竟是什么意思，会选择让她一个人接触B-509，T倒是安慰了她两句诸如“最坏也就是你想得那样”、“老大愿意担责，问题也落不到你头上”的话。

D知道这也说不上敷衍或者惺惺作态，因为下属的问题导致上司受责，不可能不影响到下属，T的后半句话可能是明面上最合适的话，但她依旧高兴不到哪儿去。如果最低标准和“她心里的最坏的可能”一致，即他们默认让她来成为试探B-509的工具，那可就是把她当成是弃子了。

谁会在知道“自己即将承担被强加的风险”的时候高兴？

至少D不能。

她不愿意，甚至有些不满。为了维护与自己理念有驳的“别人的正义”而承担风险，乃至违背自己的理念，那简直是一种噩梦！

最后，她还是接受了这一番工作。

她再次见到B-509时，听说对方已经得到了他需要镇静药。

那药效着实神奇，D推开审讯室的大门时，就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B-509挥手笑着说道：“一天没见了，D小姐，昨天过得好吗？”

D推门的动作稍有停滞，她在一瞬间想到了昨天才见过的那位女士，以及关女士口里的那个孤僻、沉闷、古怪的孩子。

B-509脸上的笑容灿烂得让人想到早上的太阳。

——那孩子从小就难以沟通，稍微一点刺激就会大喊大叫。

B-509说道：“我觉得我今天好多了。如果您有遇到不开心的地方，就让今天的我来为您提供帮助吧。”

——那孩子向来就不大懂事，融入不了同学，也沟通不了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