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一到底还是咬紧牙关，选择了远离、远离、再远离。

长江之南的上海，是对所有江南印象的颠覆，那些古诗词里年复一年的流觞曲水，和仿佛亘古归于停止的时空，在这里却像是以补偿着什么一样双倍的速度运转着，所有人都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里行色匆匆，有时候谢一看着巨大的人流充斥在那相对狭小的街道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特别的寂寞。

可是他心里就像是有种强大的力量，疯了一样，失控地要把那个小小的、柔弱的孩子掐死在那决然背离的少年时代，随着入了深秋和阴冷潮湿的冬天的临近，而愈加冷硬起来。

就像他打了谢守拙的那一拳中，彻底把他埋在灵魂深处的暴虐打了出来，那些属于成熟男人的东西，迫不及待地冲破他尚未长成的身体，撕心裂肺地爆发，把他一夜之间烧成了一个大人。

他骗了贾姑姑，没有什么在外打工的舅舅，即使有，他也联系不上，都是太久不走动的亲戚，就是血脉相连，里面流的，也该是冷了的液体。

当初黄采香要嫁给谢守拙，就和家里吵翻了，这么多年，几乎断绝了关系，只有他那又傻又善良的妈妈，才会自己省吃俭用地，每个月偷偷给家里寄钱，期望着买回那么一点点的原谅。

可是这些钱，最后只买回了她葬礼上，那一个一脸冷漠的中年人一封不够谢守拙喝次酒的红包。

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和投资一样，你付了钱，就要有承受血本无归的风险的准备，这么说也许不近人情，可事实如此。

暑假里打工的钱，刚好够他的路费和第一次的房租。谢一在一个随时可能面临着拆迁的小弄堂里租了间房子，和另一个安徽来打工的，叫小吴的年轻人合住着，地方极逼仄狭小，不隔音，隔壁人家说话吵架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厕所是公用的，因为疏于打扫，总是臭气熏天。

冬天极冷，南方的室内没有供暖，可是温度却并不比北方好到哪去，即使没有嗷嗷乱叫的大西北风，那股子无处不在的阴冷气息却更让人受不了似的，尤其他为了便宜，租的房子是阴面，被褥好像都带着一股子潮乎乎的味道，墙角有细碎的霉菌，就像是长在那里的伤疤。

他刚来的时候，完全听不懂当地人方言，就连夹杂着上海话腔调的普通话都够他喝一壶的，有时候听得多了，觉得晕晕乎乎，四下鸟语花香的。

这好像更加重了他的孤独，谢一第二天就买了一沓稿纸，他怕这么下去，自己会在这样的茫然无措中疯狂，只能把那些不能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说的话写在纸上，然后小心地放在搪瓷的小盆子里点着，看着那些言语烧成灰烬，就像是邮递给了妈妈一样，顺便借着那一点点的火光温暖一下自己的手。

至于工作，其实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好找，他年轻肯吃苦不嫌钱少，比起外来打工的人员，学历又高，很多地方愿意要他。

谢一打四份工，周末不休息，把人扔了不要的报纸杂志捡起来，关注上面哪怕十几块钱的征稿信息，一分钱都掰开了花，除了基本的生活需要和稿纸钱，他连个电话也没打过——当然，也没什么人好联系的。

有一个干活的工地管一顿早饭，可以随便吃，谢一就基本上只靠那工地上的咸菜稀粥和馒头度日，能吃多少吃多少，吃到自己再也吃不进去为之，撑一天，有时候实在撑不过一天，住处的小抽屉里面随时备着一点最便宜的挂面，捡着菜场的剩菜，就着一点盐巴，拿清水煮了晚上回去吃。

一年，谢一给自己下了死命令，一年中一定要把学费和生活费赚出来，他的休学手续只有一年的时间。

生活捉弄了他十八年，他一直逆来顺受，懦弱地认输，是该到扳回一局的时候了。

他咬着牙，尽量让自己活得有尊严。

这么一晃，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就到了头，年关将近，很多打工的人都回家了，谢一的室友一早就从黄牛那买好了火车票，这时候短期工格外地好找，谢一于是也格外繁忙了起来。

春节是给有家的人过的，他想，自己这样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辛苦就辛苦一点。

存折上的存款现在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那上面的数字已经快超额完成任务了，谢一总觉得不放心，分别存了好几个银行，也算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钱多了不在乎什么，可是没钱的时候，一分一毛，也重得能把人压死。

三十晚上，老板早早地放他回去了，谢一走在路上，犹豫了一会，还是从一个书报亭买了张电话卡，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拨出了一个熟悉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