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队觉得她话里有话：“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觉得很冤，”杨逸凡说，“我穷得就剩钱了，最不怕有人来敲诈勒索，要钱？没问题啊！问题是真的没有人来问我要过，他们通知都不通知我一声，直接在网上放视频搞事，唉，我头都秃了。喵队，要不您不如去问问其他几位跟我一样的倒霉蛋，有没有接到过勒索电话？”

苗队缓缓地皱起眉。

无论是行脚帮还是丐帮，不管私下里怎么狗咬狗，都心照不宣地不在公家面前牵扯各自帮派——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曾经严打过一波“黑社会”，那之后，不管是正派还是邪派，都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稍微过一点，性质就说不清了，弄不好要沾官司的。所以双方一起努力大事化小，想把两派争斗变成“个人行为”，在“敲诈勒索”这件事上，他们是统一口径的。

“我觉得你是在暗示我什么。”苗队不由自主地坐直了，“等等，我听说你爷爷入院抢救那天，你们小区发生过一起聚众斗殴事件，因为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双方又都偃旗息鼓，所以我们派出所的同事只是批评教育了一下——这起事件里还有别的隐情，对不对？”

“我刚才说过，我爷爷将来会有遗产，”杨逸凡回答，“喵队，我指的可不是老头那套奔三张的老破房。”

苗队顾不上纠正她的称呼，立刻追问：“那是什么？”

“那天我送爷爷去医院，不在家，这些人想直接冲进我家找东西，被多管闲事的邻居们拦住了。”杨逸凡掀开因疲惫而下垂的眼皮，眼睛里闪着灼人的光，她一字一顿地说，“他们在找一根绿竹棒。”

她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杨逸凡生于八零年代初的燕宁，基本是在“公民社会”里长大的。

等她开始能记住事的时候，各大帮派已经在短暂的重新集结和辉煌之后，又重新转入地下。杨逸凡从未对丐帮有过什么归属感，只是记得很小的时候，家里经常来一些奇怪的叔叔伯伯，来找她爸喝酒。

他们一喝酒就很吵闹，没有三五个小时不算完，弄得到处都臭烘烘的，喝醉了就到处躺，地上摊一堆横七竖八的胳膊腿，把她们家弄得跟乱葬岗似的。

杨逸凡很讨厌他们，不单是因为他们很烦人，还因为每到这时候，她妈都会偷偷地抱着她哭，絮絮叨叨地说，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连凡凡上幼儿园那两块钱都要公公出，男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立起来啊？他们娘儿俩命太苦了。

小孩子还没来得及理解钱是什么东西，对贫穷的恐惧就已经烙在了她的骨子里。

那时，“丐帮”对于学龄前的杨逸凡来说，就是一群把他们家吃空的蝗虫。

后来，杨平双手被卫骁打废了，那些人就不来了，原来总是不着家的杨平开始从早到晚地待在家里，从一个冷漠不负责任的父亲，变成了阴沉古怪的父亲，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喝醉了说胡话，大骂丐帮里都是趋炎附势的人。

那时，“丐帮”之于杨逸凡，就像个败家熊爹沉迷的赌博游戏。

再后来，她被爷爷接走，住进“一百一”，终于对丐帮有了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

看清了更讨厌，因为这里面有不少人分明四肢健全，智力正常，就是混，美其名曰保留丐帮“污衣帮”的传统，乞讨要饭一点也不嫌寒碜，缺什么东西，就理直气壮地要人接济，一天到晚把“都是自家兄弟”挂在嘴边。游手好闲，没点正事，隔三差五起点不着四六的冲突，弄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来找老帮主调停。

而这些不务正业的流氓混混还不觉得寒碜，老以“名门正派”自居，优越感爆棚。

邪派总比正派灵活，行脚帮出了个王九胜，很快大刀阔斧地把自己洗得白白净净，摇身一变，成了“正经八百”的生意人，帮内弟子们则各显神通，帮着公司以不正当手段盈利，大家一起吃香喝辣。

反倒是他们“名门正派”，和“人生赢家”之间，似乎总隔着一道清高的墙，且不说杨清当了一辈子工人，不擅经营，就算他擅长，也不能像王九胜一样组织大家去赚钱。因为身为名门正派，“淡泊名利”是起码要求，大家走到一起，靠的必须是胸中道义——靠营业额，那像话吗？

大侠们从来只能追求“事业与爱情”，对“金钱和美女”必须敬而远之。大侠只有天理，没有人欲。

这两路人，在杨逸凡看来，一个是祖传的真不要脸，一个是扯着遮羞布、在混乱的价值观里不知所谓的伪君子。

可是爷爷杨清从小被丐帮抚养长大，又因丐帮而少年成名，那里是他一生的精神归属，杨逸凡再看不惯，也只能捏着鼻子为他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