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海洋先是有些木讷地点了一下头，过了好一会，他突然又没头没脑地问：“董晓晴还能在这住下去吗？”

同事先是疑惑地“嗯”了一声，随即回过神来，不甚在意地摆摆手：“肯定得难受一阵子，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大家都那么忙，谁有那么长的记性？放心，一两个月以后就没人记得了。”

肖海洋心事重重地应了一声，他开车并不像他本人那么横冲直撞，甚至有点过于谨慎，老远看见变灯，就轻轻踩住了刹车，老旧的公务车润物无声似的缓缓停了下来，几乎不让人感觉到摇晃。

“但是她自己肯定忘不了。”肖海洋突兀地开口说。

同事讶异地看了他一眼。

“万一我们到最后也没能找到明确的证据，证明董乾是凶手还是无辜，这个事在她心里就永远也过不去。刚开始别人询问她、怀疑她，她还会拼命争辩，死也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是杀人凶手，可是这件事会像一根刺，隔三差五就冒出来，像薛定谔的箱子。”

同事没料到他突发了这么多感想，直眉楞眼地反问了一句：“薛定谔？不是猫吗？”

“装猫的箱子，”肖海洋盯着信号灯，他的眼镜微微往下滑了一点，镜框遮住了眼皮，是一副有些沉郁的眉目，“一天不打开，你就一天不知道那只猫还在不在，这个箱子会永远卡在心口，卡得你放不下别的，每天等天一黑，就围着这个如鲠在喉的箱子打转，每天都在怀疑……这种悬而未决的创伤一辈子也好不了的。”

一般人日常说话，要么是磕牙打屁，要么是有事沟通，在东方人的文化观念里，跟不是很亲近的人交流感受，这就显得不那么“日常”了，多少会有点让人尴尬的交浅言深。

同事支吾了一下，不知该怎么接这段漫无边际的长篇大论，只好干笑了一声。

肖海洋却像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完全没有接收到同伴的尴尬，也并不期待别人的回答，兀自说了一通，闭上嘴，不知沉浸在什么里去了。

澜弯小区里，董晓晴独自坐在客厅，举着电话，本地电视台在旁边滚动着周氏的爆炸性新闻，肇事司机“董某”的名字不时从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闪而过。茶几上放着三杯已经凉了的残茶，昭示着方才有客来访。

电话里的人说话十分和气，正是他们人事经理：“小董你看，最近你家的事也确实是多，即使正是忙季，大家也都很体谅你，我也请示过老总了，领导们一致觉得你应该先休息一阵，好好调整，工作不着急的……有什么困难啊，你可以随时跟公司说，能解决，我们一定尽量帮你，好吧？”

这是委婉辞退她的意思，董晓晴听得懂，她不想露出太难看的姿态，于是用尽全力压抑住颤音：“好，王经理，麻烦您了。”

“哎，不麻烦不麻烦，”那边为她的好打发松了好大一口气，看在董晓晴这么识相的份上，他语气又软了三分，“遇到这种事，王哥没什么能帮你的，我刚跟老总打过报告，给你申请了一个季度的额外工资和补贴……”

门外传来锲而不舍地敲门声：“董小姐在家吗？我们是燕都晚报的，想问您几个问题。”

“……到时候一次性结给你，虽然不多吧，好歹比没有强。往后要是需要工作推荐信什么的，尽管来找我。”

“董小姐？奇怪，里面应该有人，我都听见有声音了……您好，家里有人吗？”

董晓晴艰难地深吸一口气，抱住头。

那些嘈杂的声音就像是水，水流来去，因势而行，未必有好意，也未必有恶意，只有身入漩涡中的人，挣扎不动、七窍不通，才知道所谓“灭顶之灾”是怎么个滋味。

可灭顶归灭顶，他是怨不得这一滴水、也怨不得那一滴水的。

那又该跟谁说理去呢？

古往今来也没人分辩出一个结果来。

董晓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应付完公司来电的，她成了一具自动上弦的行尸走肉，不知过了多久，才稍微回过神来。

门外的人终于走了，手机壳被她自己生生拧了下来，电视里猎奇的新闻插播不知什么时候结束，又开始放日常的综艺节目。

她茫然地把自己蜷成一团，散乱无神的目光盯着茶杯下一张写了电话号码的纸条——那是方才那戴眼镜的警察留下的，嘱咐她如果想起什么线索、或是有任何困难，可以随时去找他。

“假惺惺。”董晓晴面无表情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