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在旁边寡言少语的费渡抓起一根签字笔。

“如果带走她的人就是凶手，”费渡飞快地在纸上写了“5.20”的日期，“那么首先，凶手杀何忠义，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

他说完，还不等别人回答，就自行回答了：“我倾向于他是‘临时起意’——因为何忠义遇害当晚，还在向别人打听‘承光公馆’的具体位置。”

骆闻舟问：“你怎么知道？”

“我当时曾经在他送货的饮料店里见过何忠义一面，正好听见了，抱歉，我不是有意隐瞒，只是当时还以为这是个可以忽略的细节。”

骆闻舟没追究，点点头：“有道理，如果凶手早想在这天晚上杀何忠义，他不会连地址都不说清楚。”

陶然不知道他们俩为什么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这个，有些莫名其妙，正要开口，就见骆闻舟冲他一摆手：“做一下简单的嫌疑人分析。”

“监控记录显示，何忠义接了个电话，然后离开承光公馆，赶往文昌路，这像是有人约了他，这个时候，凶手应该已经知道他在公馆外了，他们在电话里会说什么？”

费渡略微闭上眼，轻轻地用笔杆敲了敲桌面：“我没有被人看见，没有被监控拍到，只是想和你说几句话――”

“出于某种原因，凶手决定要杀何忠义。”骆闻舟说，“按着方才的推论，既然他是临时起意，那凶器早准备好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性是，张东来那个二百五摘了领带后不知随手扔在了哪，正好被起了杀心的凶手看见，他突然灵光一闪，想出了一个很绝的主意。那么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把死者约到这里——文昌路？”

陶然想了想：“如果凶手是赵浩昌，文昌路是他的工作地点，熟悉的环境好下手。”

“他熟悉的地方应该不止文昌路一处，如果只是为了安全感，他家附近不是更好？”骆闻舟缓缓抱起双臂，对上费渡的眼睛，他发现费渡的眼神非常冷，冰冷得像是一对无机质堆砌成的，他没有移开视线，直视着费渡问，“你的看法呢？”

“我挖了个坑，放了一只替罪羊在坑里，现在我当然要把自己择出去——”费渡说，“为了不在场证明。”

陶然既不是被人越砍越精神的中国队长，也不是能昼伏夜出的小青年，到了后半夜，生理上已经很困倦了，被塞了一大堆信息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慢点慢点，这个不在场证明是怎么算的？我们分明从监控里查到了何忠义去文昌路……”

骆闻舟点了根烟，先是背过身去深吸了两口，接着伸长了胳膊，尽可能让烟往门外飘，声音有些含糊地说：“陶然，你忘了吗，咱们查到的监控是‘意外’。”

陶然激灵了一下。

对了，何忠义当晚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监控，却不料低估了有钱人们怕死的心，除了明处的监控，承光公馆外围的小路上有几个隐藏的摄像头。

拍到了他的那个就是其中一个伪装成鸟窝树屋的摄像头。

他和凶手都不知道这个永远被记录下来的剪影，而警方也正是顺着那个意外的镜头才摸到了公交车站，乃至于追踪到了何忠义的去向。

花市东区的各种监控太多了、公共的、交通的、商铺的、私人的……不一而足，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间走了那条路，挨个排查是不现实的。

“他可以选一个同伴，随便找个借口，比如‘喝了酒’，搭别人的车回到公司，同时，故意找点事，叫一个或几个下属来加班——这在律所是常事，没人会觉得不对劲。做为二级合伙人，他有独立办公室，他可以在别人忙的时候悄悄离开，用替罪羊的领带杀了何忠义，藏好尸体，再回到办公室，装作上了个厕所的样子。”费渡在纸上画了一个完整的圆圈，“这样，他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证明，‘和某个人一起回公司，然后一直在公司加班’，如果不是你们恰好跟踪到了何忠义，那么凶手的这个不在场证明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何忠义的尸体在花市西区出现，第一嫌疑人张东来当天在花市东区，”骆闻舟立刻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凶手抛出了领带这个杀手锏，为了他‘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下一步，他应该是想除掉何忠义他妈这个可能暴露他身份的人，同时继续给我们强化‘这起凶杀案发生在花市区’的概念——所以这个凶手很可能会把何忠义他妈带到花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