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走访了一大圈，就是一无所获。他们把学校附近翻了个底朝天，连女孩一根头发都没找着——福尔摩斯不是有句名言么，‘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再不可思议，也是真相’，所以当时有人说，要么是熟人作案，要么是孩子自己离家出走了。”

“顺着熟人作案的思路，警方排查了一个遍，学校的老师校工、郭家的亲朋好友，甚至那孩子平时常去的文具店、小超市……一共传讯了上百人，但都一无所获。”

陶然说到这，话音一顿：“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接起来没人说话，只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孩子她妈一听就晕过去了，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了电话的位置——是个很偏僻的电话亭。”

郎乔奇怪地问：“没有监控？”

“没有，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看着像废弃的，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一点血，和郭菲的血型一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没有指纹。”

陶然的客厅里一时没人说话。

好一会，一直没吭声的费渡才插嘴问：“没有别的电话？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没有要钱，也没有提过要求。”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的不是超市里随便买的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

“那挺奇怪的，”他说，“听起来绑匪不是冲孩子，而是为了折磨家里大人——女孩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郭恒本人是个中学老师，孩子她妈是公务员，在当时看家境还不错，但也就是普通小康，都是按月拿死工资普通人，要说多有钱，那也不太可能。两口子都上过学，平时都是知书达理的人，工作上野心不大，和同事关系也挺好，不存在利益纠纷，也排除了婚外情。”

普通人家，普通父母，普通女孩——甚至都不是个漂亮孩子，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和大街上随便走过的人一样乏善可陈，任凭警察掘地三尺，也挖掘不出什么特殊的故事。

民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是警方把和郭家有关的人都反复梳理过，乃至于个人隐私都拿着放大镜剖析过一通，发现女孩郭菲和她家里人就是个“无缝的蛋”。

时间在流逝，沉默的绑匪再也没出过声，无论是警察还是女孩家里人都知道，这孩子找回来的机会很渺茫了，最好的下场是被贩卖到某个倾向僻壤的地方，但是更大的可能是……

绑匪因为什么选中了这个女孩，警方全无头绪。

好像他在大街上扔骰子，随机地点到谁就是谁。

平白无故。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安全的。

郎乔问：“那……还有其他五个人呢？”

“郭菲失踪案所有线索中断，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师父就调回市里了——当时是在玺台区分局的刑侦队，辖区内又发生了一起儿童走失案，还是女孩，十二岁，也是放学路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绑匪还是一声不吭，最可怕的是，女孩失踪两天以后，家里也接到了一个孩子哭喊的电话。”

“我师父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当时的玺台区负责人决定上报市局，结果发现整个燕城市，含周围县区，类似的儿童走失案居然已经发生过六起。”

“七起，”骆闻舟补充了一句，“最后那个幸存的女孩家庭情况特殊，没有爸，妈是个烂酒鬼，一天到晚鬼混，孩子丢了好几天她都不知道，压根没报警。这个事市局牵头，从各区抽调了人手，成立了专案组，老杨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机会才调到了市局——但是没有进展，几个失踪女孩之间没有任何交集，除了……”

骆闻舟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什么，目光落到了咬着饮料习惯听得目不转睛的晨晨身上，他一顿之后，生硬地把话音一转：“除了绑匪的作案手法都差不多。”

“郭菲的父亲听说以后，办了长期的停薪留职，专门跑到市里，想从专案组这里等一个结果，可惜终于还是失望。”陶然十分珍重地把老刑警的笔记本收进纸盒里放好，“后来专案组也散了，还在一直记挂这案子的，就剩下受害人家属，和我师父这个一开始就经手的。又过了大半年，郭恒突然找到师父，说他查到了嫌疑人，是个老师，叫吴广川——就是画像上那个人，吴广川是‘锦绣中学’的老师，锦绣是当时最早的私立初中，寄宿制，面向全市招生，学费高、教学质量高，不少远郊区县的家长觉得当地中学不行，都把孩子往锦绣送，郭菲失踪的时候，吴广川恰好在锦绣中学到莲花山地区去的招生团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