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知道，当有人回答他“嗯”的时候，他一定又会开始忐忑不安了。他到底在想什么。虽然这样猜测，却不敢问出口。

带着这种莫名其妙的心情，他让经纪人和对方商量那部电影接拍的事。

在那之前，他回家了一趟。做着自由业的妻子那段时间却相当忙，说常年合作的杂志有长篇的约稿，她要赶稿，没时间陪伴他。

他在家中的客厅了看了几天的书，自己做饭，自己泡咖啡，二楼的妻子从不下来。他却也没觉得很寂寞。

寂寞那种感觉，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尝试不到了。如果曾经尝试过快发疯的寂寞之后，后来应该就免疫了。

客厅的玻璃门是关着的。这里的冬天没有雪，也并不暖和，一直在下雨。他觉得下雨的冬天比下雪的冬天还要冷。他有点想念旧金山的冬天，想回家陪陪父母，但打电话给他们之后，他们却说在南非度假。还说玩得很开心，让他别来打搅了。

这种话当然是玩笑话。父母退休之后就喜欢到处跑，一把年纪了却精力十足，总说现在不玩，七老八十了怎么办。如果是暑假的话，他们就带着姐姐的孩子一起去玩。姐姐有时会担心，两个老的一个小的，出什么事了怎么办。父母就说小毛孩子，看看谁把你们养这么大的！

父亲在电话的最后说：“你要去台北拍戏了？”

何组说：“是啊。”

“你以前还说要到台北念高中、上大学，不让你去，还差点跟我们闹翻了，自己跑过去，还不肯回来，现在要去拍戏，高兴了吧？”父亲在电话说着。

“现在又不是小孩子了，有什么可高兴的？”

“台北哪里好了，宁可去那里，也不肯跟我们回上海。”

“好了，都多少年了，爸你真会记仇。”

“你小时候总是撒我一脸尿呢，要真记仇早把你丢了。”

“谁让你抱穿开裆裤小孩的时候总是抱过头顶啊？”

父母是很开朗的人，对他做什么事都没有反对过。说是当年差点跟他们闹翻，也没那么严重，只是他很少那么坚决罢了。

“你们要不要孩子啊？”母亲接过电话的时候这么问。

“不要。”

“哦，那算了，反正带小桑就够麻烦了。”

何组放下电话，走到门边，推开玻璃门，伴着雨丝的寒意冲了进来，风铃细小地震动着，发出轻微的碰撞声。花园的外面是霓虹。在雨雾中朦朦胧胧的。好像有尽头，但是又看不见。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又把它掐灭了。妻子不喜欢闻见烟的味道。

3

到了台北，春天已经过去了一半，开始回暖了。桃花开得旺盛，那么樱花的花季也快到了。三月的第一周，就有最早的樱花开放。他曾经特意去春天的富士山下看樱花，喧嚣的人海中，只有他一个人，看着漫天的红云，在灿烂的花季里期盼花能开久一点。过了一周而已，那些花就荡然无存，就像从来没在枝头待过似的，取而代之的是嫩绿的叶子，然后叶子就霸占枝头接近一整年的时间。

虽然难过，他又不得不觉得那样才是正常的，最灿烂的东西从来都是最短暂的。烧得旺的东西必然早一些变成灰烬。

少年们的相识在樱花开的时候，但少年不是他们来演的。导演的第一幕就是真正的第一幕，他们的第一幕是樱花最灿烂的时候。在少年们的戏开拍后的第二天夜里，从一直没有到场的谢香芹经纪人那里传来了消息。

谢香芹从四楼跳了下来，摔坏了多个内脏，摔断了脊柱，正在抢救。经纪人匆匆地对导演道了歉，说这个角色对不起了，他肯定演不了了。

剧组陷入了很阴暗的气氛当中。导演的上一部戏因为赞助商的问题没有拍完，这一部一开始又变成了这样，常年跟他合作的工作人员也都变得沮丧，那天晚上就有谣言传出，说最近接二连三的倒霉事是因为上一部戏开拍前没有祭祖师爷。

不止如此，媒体从那天起就开始了对谢香芹的跳楼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对这部他即将要参演的戏也是大加讨论，甚至有媒体刻薄地说演同性恋题材的戏让他对生活上失意的事更加放大，也许这部戏才是导火索之类的。

片场阴郁得就连一向开朗的灯光师陈生也唉声叹气起来。戏已经开拍了，因为主演的问题让戏拍不下去，对赞助商及制片方都不好交代。导演什么也没说，拍完那两个少年演员的戏之后说放两天假，大家休息休息。

何组在休息的第一天哪儿也没去，就在酒店里看书。他不愿意到外面去。这个地方他有近二十年没有来了，但是一到外面，一定又会看见，一定又会想：这儿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这儿和从前竟然没有变化。想起那年夏天他们在街头巷尾，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就开始拥/吻。额头抵着额头，互相抚摸着对方的头发，笑得好像傻子一样。然后想起第二年的夏天，他在这个城市里每一个角落里找，就是找不到他，问的每一个人，都说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的母亲困扰于这个少年的苦苦纠缠，后来也不知去了哪里。他把两双鞋都磨破了，最后被父亲带回家。渐渐地就不愿意吃饭，差点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