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几次想打电话给BENNY，说她的签证拿到了，但她始终没有勇气打这个电话。她决定等咪咪的签证一拿到，她就告诉他，她没签到证，所以回不了美国了。然后她跟咪咪悄悄飞到美国，在他们的APT拿了东西，就回B城。她会请于真以她的名义把他的钱寄还给他，就寄支票，看上去就像是她还在中国一样。

他没有她在中国的地址或电话，所以他不能跑到中国来找她，也无法给她打电话。也许他刚开始会有点难过，但慢慢的，他就会忘了这事。她觉得这样做可以给他最小的伤害，因为他会想到不是她不爱他，不是她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实在是美国的签证官太可恶了。她有点抱歉把这事推到签证官身上，但她估计那些签证官一定挨了很多该挨不该挨的骂，多挨这一次大概也没什么区别。

有那么一刻，她有点自私地想，也许我可以带着女儿去见BENNY，告诉他，这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命根子，我不能跟她分离。如果你能接受我们两个，那我们就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在一起生活；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女儿，那我马上就走。

但她想这也太自私太残酷了一点，逼着他在爱情和良心之间做出选择。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他怎么好意思叫我跟我的女儿分开？他当然只能接受分手的事实，或者就勉强接受我的女儿。但我有什么理由要把我的女儿强加于他？他这么年轻，这么帅气，接受我，就已经是吃了大亏了，现在居然还要他连我的女儿也接受，真是太过分了，太亏待他了。

也许他本人没什么意见，但他还要在亲戚朋友中生活，他还要在社会上生活。除非他们三人永远躲在一边生活，那还有可能成为幸福的一家。但如果他还想跟他家人或者朋友交往的话，那他就会永远处于压力之中，别人都要指指点点地议论他，说他傻，说他吃了亏。她想像他带着她们娘俩出去应酬的情景，真替他难堪。

而且像她这样给他两个选择，不是清楚地表明他在她生活中的位置不如她的女儿吗？为什么要那样去刺伤他呢？没签到证，是最好的理由，谁都不受伤害，最多是签证官挨顿骂而已。

她想好了，就给BENNY打了个电话，结果听见一个女孩的声音，她以为打错了，马上挂掉重打，仍然是那个女孩接的。她懵懵懂懂地问：“你是谁？”

那个女孩用英语说，我听不懂你的话，请你讲英语。

她这才意识到那个女孩不是中国人。她用英语问，你是在这里---打工的吗？

那女孩回答说她是这里接单的。她问，那个接单的男孩呢？那女孩说，他去机场接他的WIFE去了。她脱口问，他去接他WIFE？从哪里来的？

那女孩说，好像是从纽约来的，我也不太知道，你往他们住的地方打电话吧，他们可能已经到家了。

她仓皇地挂了电话，大脑一片空白。BENNY有WIFE？他怎么从来没提起过？这不是在欺骗她吗？但她马上想到自己也是一直在欺骗他。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气力陪咪咪玩了，就对咪咪说：“妈妈头好疼，让妈妈睡一下，咪咪自己玩会好不好？”

咪咪很乖地自己玩去了，她在c黄上躺了一会，觉得左边的头部疼得要命，她惊恐地想，是不是得了什么偏头疼？她用冷水洗了一把脸，仍然没有改善。她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要生病也要等到咪咪签完证了再病。

咪咪见她好像很不舒服，跑过来抱着她，问她哪里不舒服。她怕吓着了孩子，勉强支撑着说：“妈妈没事，你去玩吧。”

但咪咪也没心思玩了，她担心地想，咪咪太敏感了，什么都能觉察到。象这样敏感的孩子，该会多受多少苦啊。

她休息了一阵，忍不住又去跟BENNY打电话，这次打到他的APT。接电话的仍然是个女声，仍然说的是很流利的英语，但明显的不是刚才那个女孩。

她用英语问，你---刚从纽约来的？

那边说，是的。

她支吾着问，你---丈夫他在吗？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话？

那边回答说，我丈夫在洗澡，你要不要我带个口信？

海伦听说BENNY在洗澡，马上联想到他是刚干完了那事在洗澡，或者是洗了澡好干那事，反正就是跟那事相关的。她又尴尬又难受，慌忙回答说，不用带口信了，我---以后再打吧。

她挂了电话，觉得心口好痛，脑子里翻来复去想的就是一个问题：他怎么会有WIFE？他怎么会有WIFE？

虽然她这两个电话都没直接提到BENNY的名字，但因为店里其他几个人都不会接单，所以说到“接单的男孩”，那就只能是BENNY。她想那个在店里接单的女孩一定是个美国女孩，专门雇来接单的。她走之前他们就在说要找个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