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没想到，没过多久，方茴就又变身了。

起因是方茴和AIBA的房间被盗了。

留学生的被盗和普通居民的被盗不是一个意义的，当地居民失窃的话，不过是损失一些财物，不会影响到生活。而对于本身就没什么财产可言的留学生来说，无论什么都是丢不起的。我刚来的时候曾经丢过包，里面的车票，卡、现金，学校书本资料、电话卡全部没了，那就几乎让我断粮了一个礼拜，绝望得恨不得回国算了。而方茴她们更是丢得干干净净，这简直可以算是灭顶之灾。

别看AIBA平时大大咧咧，什么都看得开，这次她可真是傻了眼。平时的接触可以看出来，AIBA家境肯定不算富裕。她和方茴一起住，除了因为和子家里在澳洲有亲戚，不能和她一起之外，多少还是因为方茴能多负担一些房租。失窃之后，她们两人值钱的东西一样没剩，本来说是报警，可是方茴却死活拦了下来。因为她丢了几本中国杂志，这种东西对小偷来说就像垃圾，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偷她们的人却给顺走了，方茴说肯定是中国人干的。

对于同胞，我们无法彻底痛恨。

其实这就是中国留学生特有的悲哀。出过国的人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在国外，同一国家的人本来是很抱团的，不管是打工还是上学，一般都会互相帮忙，彼此照应。可是中国人却不是，冷漠相处也就罢了，欺骗同胞的事屡见不鲜。也许特殊的国情特殊的成长才促成了这种特殊的现象，作为其中的个体，很难改变什么。而来过这里的我们，只是希望在回去之后，在一代代的蜕变之后，让我们的孩子再来到这里的时候，能够坦然面对互相平等的另一种族，骄傲地说出自己是中国人。

无可奈何之下，AIBA暂时住在了和子那里，她管家里又要了些钱，我也接济了她一点。方茴自己住在那间房子里，她平时在留学生里面算阔绰的，而当她用剩下的钱购置了必需品之后，生活质量一下子降到了让人无法想象的程度：每天只吃一顿饭，水电煤气都尽量不用，晚上打两份工，在夜里两点还步行回家。

这样的情况让我实在看不下去，一天我在楼下碰见了她，她刚从菜市买菜回来，为了能便宜点，她宁愿去两公里远的地方买分量可观的大颗卷心菜。我忙接过她的书包，她累得已经不再客套，任由我拿过所有的袋子。我看见她肩膀上勒出的深深两道红痕，心疼的说：“干吗过这么苦？打电话跟家里说实话吧，让他们寄点钱来。再这么下去，我看你撑不住。要是你病了，花销不是更大？”

她摇摇头说：“不能让他们知道，否则我就没办法在这里呆下去了，他们一定会让我回国的。”

我叹了口气，那一瞬间我很火大，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这么义无反顾地离开，即便受了这么多的苦，也不愿意再踏上故土。我深深痛恨让她流落到这里人，因为不管是谁看到她这样子都无法狠心。

她走到门口，刚要接过袋子跟我道谢的时候，却被我拉住了，我很坚定的对她说：“今晚到我这里吃饭！不！你解决问题之前都跟我一起吃！洗澡什么的也都来我这儿！凌晨饭馆那工也别打了，不是快考试了么？你晚上回来给我踏踏实实的看书！我还有点钱，咱俩一起凑和花没问题！”

方茴诧异的看着我，她眼睛中闪过了与以往不同的目光，这目光让我浑身苏麻了一下。我很开心，因为她从来没有这么看过我，而这次，我敢百分之一百肯定，她的眼睛里，全部是我。

“不……不用了。”方茴低下头说，“我还能行！”

“别废话了，我知道你们家电话，你要不同意，我就给你家打过去，告诉他们你现在什么样！”我威胁的说。

方茴咬着嘴唇，最终点了点头。

后来，我们就像半同居似的过了一段日子。现在想想，那会还真挺苦的。我当时根本没什么钱，方茴不打工就代表着我要把我们俩的工都打出来，有的时候回家之后就像死了似的，洗着澡都能睡着。可是我却很快乐，直到现在都没有再那么开心过。男人跟喜欢的女孩在一块，不管多难都能挺过去，这是我对那段时间下的结论。

也就是在那会，我陆续听了方茴和陈寻的很多故事。

（2）

1999年不管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是历史上重大的一年。

不过对于活在当时的他们来说，那也不过是又一个学年，与以往没什么不同。

方茴和陈寻已经习惯在公众场合暗送秋波，表面上看比谁都正直，私低下却如蜜里调油。林嘉茉毫不客气的说他们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公然猥亵，为这个理由，她骗吃骗喝了无数次。本来按陈寻的说法，告诉大家也未尝不可，但是方茴不敢。那时候的教育总是让她觉得这种事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好的，她不想就这么和同学们区别开来。说到底，她还是对被人另眼相看的感觉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