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学期花那么多心思搞摇滚乐队，我拦过你吗？你拿着社团活动报告来找我当指导老师，要我签字，我痛痛快快签了；你上文化课偷偷写歌词，科任老师来找我告状，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来没理骂过你。你就不懂是为什么吗？”

“我悄悄问过你们乐队另外两个成员的班主任，知道你们都不是只能指望艺考出头的那种学生，所以你跟陈楠在专业课上没什么进步，我觉得无伤大雅。你们都是有想法的孩子，心里自有一杆秤，会衡量做这件事需要付出的代价自己能不能承受，我一直是这样以为的。”

薛琳背着手，失望地摇了摇头：“但现在，我要重新评估一下我对你的看法了。”

被爱戴的老师疾言厉色地批评到这个地步，杨司乐的心里很不好受，三分委屈七分愧疚。

“对不起薛老师，我知道错了。”他复又低下头，小声说，“不关乐队和陈楠的事，是我自己心态出了问题。”

薛琳说：“既然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不想办法尽快调整？如果仅凭一己之力调整不了，你有主动向你妈妈、你朋友和我寻求帮助吗？在我看来，你没有。你仗着自己家庭条件不错，家长开明，就任由自己沉浸在负面情绪里，沾沾自得，不以为意！”

杨司乐想起白天的眼泪，想起施年也让他别这么“夸张”，没必要，真没必要。

可他就是难过啊，不掺半点水分。

只不过别人要么不知情，无法感同身受，要么全忘得一干二净，才导致他的真情实感看起来如此滑稽。

“薛老师……”他鼻尖发酸，耷拉着眉毛看向薛琳，诚恳地问，“那我现在向你寻求帮助还来得及吗？”

从这一天起，杨司乐每天下了晚自习，都会跟薛琳去操场散散步再回寝洗漱。

薛琳的确是个很成熟的倾听者和开导者，比他的妈妈岑婉萍要更客观，更懂得利用科学的方法论。

少年的“没必要”的烦恼得到了意料外的尊重，酸涩的心事有了信任的去处，杨司乐渐渐打起了精神，上课变得专注了一些，热情也跟着回来了一点。

他一有空，就会在微信上问问付宜，施年如何了，医生怎么说。

付宜告诉他，医生给出的初步治疗方案是训练施年的记忆力，让他先试着记住“今天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或是“今天遇见的印象深刻的陌生人”，等状态趋稳后，再尝试回忆过去。

因此，每晚告别了薛老师，杨司乐都会固定在22:30，给施年打一通电话，重复自己的名字，说一些身边发生的小事，风雨无阻。

施年在服用精神类药物，情绪极易大起大落，感官反应比较迟钝。隔着几千公里，他对杨司乐的态度极为冷淡，有时甚至会对他每日一次的来电格外抵触，杨司乐刚报完名字，他就彻底失去了耐心。

“知道了知道了，你叫杨司乐，小名是洋洋，我记得住。这个病不会降智，你能不能别把我当三岁小孩儿看？天天说天天说，你不烦我都烦了！”

杨司乐笑着替自己解围：哥哥不懂嘛，下次会注意的。勉强留了点自尊。实际上他很是为此受伤。

薛琳安慰他，施年吃了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最起码，施年再烦也不会不接他的电话。他不用为了药物导致的不良反应折磨自己，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事上。

于是，杨司乐把打电话的频率降到了两天一次，还是22:30——医生说，固定时间更利于形成深层记忆。

与此同时，他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练竹笛做作业、写歌排练、找兼职、接商演，每周连轴转。

他不好意思花岑婉萍的钱买动车票，便想在两个月内自己挣够钱，等翻过年了可以每周往返上海看一眼施年。

无奈兼职找得不顺利，时薪高的工作要求每周至少出勤三次以上，他得额外向薛琳请假。时薪低的倒是没有这个硬性要求，但这么一来，他就难以按照计划如期攒够车票钱。

作为住读生，他没脸麻烦薛老师给他开条子出校门，只能选后者。大不了周末熬熬夜，多上几小时的班。

很快，他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付费自习室入了职，周五周六通宵坐班，从晚上十点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八点半。

除了作息颠倒，工作还算轻松，店长按13元/时的标准给工钱，他每天能挣130块，一个月就是1040块。自己带饭的话，只用花点交通费，一个月就能攒九百多。

两个月的工资加生活费，应该够他从庆江北往返上海南三次。如果十一月能接到商演，说不定还可以请年年吃几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