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顺从地抬起头来，面对着我，眼眶泛红。

我说：“明天你还得去上学，明白吗？平常怎么样，明天就怎么样。有任何人问起你，别说你今晚见过她。去睡吧。”

布彻尔沉默地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解开脚下的塑料袋，佩特拉面目全非的尸体又一次暴露在我的眼前，扑鼻而来的是一种血肉开始腐败的臭味，曾经她的呼吸那么甜美，少女的焦糖甜味，现在，她散发出的这种可怖的气息连最亲密的情人也望而却步。

我站起来去洗了手，戴上橡胶手套。回到佩特拉身边，摸到她死鱼一般冰冷的皮肤，我才发现我的晕血症不治而愈。

当年在阿富汗的时候，我，治疗活人、死人，介于呼吸和缄默之间的人——流水线上一个麻木的屠夫。

我摸着她，佩特拉，难以抑制地哭了起来。她的伤口开始干涸，但仍然能用手指搅出一点粘腻的声音，像年老的女人的阴阜。她死了。我不确定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有些怅然若失，但我的手里何曾不是空无一物？

事到如今，我唯一庆幸的事就是死去的不是布彻尔，而佩特拉只是一个混血的黑女人。

对于处理尸体，我也不是很有经验。

我用黑塑料布垫着，把她拖到浴室，放在瓷砖地板上，等她的血流干净，在等待的期间，我捏着刀在她的脸上又添了几道伤口，然后把她每根手指的指腹涂上一层胶水来掩盖指纹，虽然我不觉得芝加哥警方有能力通过这个识别出人的身份。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我用淋浴头把血都冲进下水道，拿了最大号的垃圾袋在她身上比划了一下，悲哀地发现，哪怕她是一个小个子女人，也不能全须全尾地装进袋子里。不得已，我只好拿出才买不久的菜刀，砍断了她的脚踝、膝盖、手腕，手肘。还是不行。我最后只能砍断了她的脖子，一共五下，她的头才离开身体。

我把我面目全非的佩特拉装进塑料袋里，扎紧，在外面又套了一层麻袋。看不见她的脸，我由衷地感到一阵轻松。

我站起来，回过头才发现，哪怕垫了塑料布，还是有一条血迹一路拖拽过来。我又擦了地板，两遍，一路擦回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直起腰来。

我本来想现在一鼓作气把麻袋塞进后备箱，又怕经过一个晚上的发酵，尸体的味道会永远留在我的车里。我于是把它拖到阳台上。这是我人生头一次这么庆幸当时买的是独栋平房而不是公寓，房子之间相隔甚远，再怎么顺风，邻居们也不会闻到臭味。

做完这一切，基本就算结束了。我才舒了一口气，突然想到手套还戴在手上，我看着手套上的血，心跳骤然加快，头脑一片空白，一种突如其来的狂怒和无力感几乎把我气得哭起来。

我紧紧攥起拳头，喉咙里挤出含混不清的压抑的吼叫，摘下手套猛甩到地上，挥起拳头狠狠往墙上砸，一下！两下！三下！……第四次，我才抬起手，就被握住了手腕。布彻尔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他强硬地把我揽进怀里，拍着我的背，说：“爸爸，爸爸，嘿，冷静一下，你怎么了？”

“手套！没有塞进袋子里！”我大吼着，“去他妈的手套！手套！该死的……”

我说不下去了。我把头抵在他的胸口上，失声痛哭。活了四十二年，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哭得这么失态。仅仅是为了一双手套吗？为佩特拉？或者只是我狗屎一样的人生？

我想死。

第11章

静寂的客厅里，钟表走针的动静清晰可闻。

过了凌晨，又是新的一天，明天和昨天和前天都没有任何不同。

在冷静下来之后，我感觉刚才自己那样子非常羞耻。很显然它会成为我午夜惊醒时想起来就尴尬得引发过呼吸的新素材。近乎恼羞成怒地，我把布彻尔又赶回去睡觉，原计划是马上去洗个热水澡，但我没有，提不起劲来。

我爱干净的毛病是在阿富汗治好的，等我回到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需要我儿子的提醒才会想起来该把自己好好冲洗一下。这种中产阶级的洁癖直到今天都没有再发作过。

我提了两瓶高度酒，把自己摔进沙发里，盯着咔咔作响的挂钟，仰头灌了一口。身体马上热起来，包括因为过度清洗冰凉而发皱的指尖。浓烈的酒味冲淡了我身上的血腥味——或者它只是堵住了我的鼻子？无所谓。

很多人酗酒或者滥用药物，都是为了追求飘飘然的感觉，我不是。比起酒精带来的快感，我更喜欢第二天醒来时的耳鸣、偏头痛、胃痉挛和呕吐。我知道自己离死更进一步，就像我的名字读来和某种普通人认为不详的行径只有一字之差，我的天才父母，早在很久之前就预见了我命运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