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安做饭很难吃。”安迪说。

我听了很想笑，然而在这个话题结束之后，沉默随之而来。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今天来是为了什么。他是我的囚犯，而大概很少有人会安于这样受控制的身份。然而我也没有办法，谁让他竟然没有死掉呢。

安迪又埋首去做自己的事了。过了一会儿，我指着桌上的物件，问他：“这是在做什么？”

安迪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给我看他做的木雕小玩意：一只蹲坐的狐狸，尾巴翘起来，贴在后背上，情态像一只松鼠。他告诉我这是前几天西里安和他一起做的。

“你想要吗？我可以送给你，苏伊。”他说，颇有一点邀功的意味。我还没有表示要或者不要，他自己倒先犹豫了，重新把那个小东西揣进自己的口袋里，含糊地说：“呃，算了，我再做一个给你吧。”

“怎么了呢？”我问。

他张了张口，最后只是尴尬地笑了一下：“我会给你做一个更好的。”他说。

“得了吧，”我说，“我讨厌狐狸。”我感觉我可能知道他是为什么又不愿意把那玩意给我了，但又不希望真是我想的那样。我感到一阵反胃，连胃液都变得灼人了。那和西里安有关联吗？

好像赌气似的，接下来的一整个白天，我和安迪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我倒了一点酒，一整天都在反复看西里安订的那些旧邮报。西里安不喜欢读书，家里只有一些图鉴和工具书，我既看不懂也读不进去。在这天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时间竟会这么难捱，到了傍晚，西里安回来之后，还在玄关脱鞋，我就迫不及待地像逃跑一样地离开了。

回到家和布彻尔一起吃晚饭的感觉真好，一不留神就把菜做多了一些。晚上躺在床上，我等了很久，直到彻底睡着，布彻尔也没有来；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又去上学了。

像现在这样，应该是我期待已久的正常结果才对，可我却浑身发冷，骨头酸痛。虽然体温不高，抚摸手臂皮肤的时候也不感到刺痛，但说不定我正在高烧呢。说不定我马上就要死了。我的命也像那些被强加于我的东西一样，当我好不容易适应了，就要立刻抽走它。我呆坐在床上，头发乱糟糟的，看见窗外的天色很明朗，这样的时节，要是能待在家里拉上窗帘再睡一觉就好了。

我费了一番功夫说服自己从床上爬起来，糟糕的是，今天竟然还要再去西里安那里兼职狱警的工作。

我进门的时候安迪正忙于做他的手工，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只是在我走近时轻轻偏了偏头，把耳朵朝向我，但我却没什么可说的。我冲了一杯热咖啡，坐在他的对面，从口袋里掏出信纸，在桌上展开，抚平；用手边的一块木头把劣质钢笔的溢墨吸去。

亲爱的陌生人：

你曾有过溺水的经历吗？不断地下沉、下沉，河水灌进耳朵，周围的一切声音都变得那么不真实，透过水的波纹，可以看见上面还是白昼。那一年我七岁，一想到死，我就感到解脱。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在床上醒来。我的一个姐姐坐在我身边，我至今记得她牛犊一般清澈的、流泪的眼睛。后来我们一家人都搬离了河边。我们是好大的一家人，就像一支军队那样。

我最近时常和我的匿名朋友通信，来往的信件很可笑，几乎是我们两个人在各说各话，很少有实质的、能够推动关系的交流，我不知道这个人是男是女，而且看样子对方也无意向我透露姓名。然而正是这种全然的模糊使我感到了宽慰，就好像对着树洞倾诉一样，树洞不会嘲笑你，只会默默地接纳一切。现在我对人们反而无话可说了，哪怕在路上遇到苏珊，我也很平静、很麻木，她的关心和鄙夷都再也不会触动我。我所经历的一切太复杂、太沉重，像吸饱了水的毛毯一样紧紧裹在身上，而当纠缠和痛苦超越了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后，疼痛就变成了我傲慢的资本；我想这大概就像有的人将伤疤当成肩章那样。

是这种隐约的傲慢让我看起来和原来不一样了吗？我每天照镜子，也没有觉得自己看起来有什么不同，然而人们见到我时却都说：你变了，苏伊。

虽然这些人里并不包括安迪。

在将近一周的相处之后，安迪重新和我熟悉起来，就像之前做我的病人那样，更多地透露出软弱的性格、带来麻烦，好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认为受照顾是天经地义的。一开始只是多要一杯咖啡；然后演变成随时打断我的阅读，要我给他递来材料工具，桌上的东西；紧接着是柜子里的东西，楼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