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人员在进行办案的时候，往往会从地域分布、人物关系、时间关联等多个方面对同类型的案件进行分析，去判断是否是连续作案。

箱子里的案件资料少说也有几百份，都是任威为了九三案奔赴各地调查的见证。

“这些案子，最早可以追溯到四几年，五零年的时候，上面对于几个数次作案的拐卖团伙进行了打击处治。而在这之后出现的第一起较为大型的失踪案，在云明省天北县。”

“当年云明省一所高校农业班的学生分成了三组对天北县一处乡村进行田地考察，在集合时，其中全是女生的一组迟迟没有回来。后来警方派人进村调查，将周边几个村一并进行了搜查，也没有找到这组女学生的下落。”

许为溪将箱子最左侧的一份资料放到了梁亭松面前，手指点了点上面的字，在案件详情的边上，标注着任威的笔记。

[一九六零年七月五日 云明 失踪案]

“之后云明省警方以女孩们误入乡村山林被野兽叼走为结论，草草结案。到六二年的时候，成海市警方侦破了一起妇女从事性工作的案子，涉案人数高达六十二人，其中还有十四名未成年人。”

许为溪说着，又从箱子里拿出另一份用小夹子夹好的厚材料，目光落在首页的字上。

“当时的信息传输并不方便，为了确定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涉案人员的身份，警方只能通过登报的方式通告，等家属寄信过来。”

许为溪顿了一下，将资料递给梁亭松，后者接过来一看，那上面同样有着任威的笔记。

“在长达五个月的等待中，出现了一封来自云明省的信，在这六十二人里面，有几个是当时云明省失踪的女学生。但是女孩们已经被确认‘死亡’了，为了避免争纷，成海市警方迅速撤下了登报的信息，也没有把女孩们送回云明省，而是将她们全部留在了成海。”

这卷资料中的一部分都是由人手工书写的，反复修改了多次，应该是任威私自调查的。

“在云明省失踪的女孩们，于两年后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出现，所以任老认为，这不是失踪案，而是一起恶性拐卖案件。”

梁亭松翻动着这卷资料，再往后面几乎都是任威对于两起案件之间关联的猜测，和对后续调查方向的建议。

“没错。”许为溪点了点头，“不仅如此，剩余的女子里面，还有几个是五几年到六二年之间别的地区上报失踪或者疑似死亡的妇女。”

“这样有关联的案件，两地的警方应该有所警觉，并顺藤摸瓜查下去。”

“这就是我想说的另外一个问题……”许为溪垂下头去，“成海市的警察们对收押的嫌疑犯和失足女子们进行审讯后，得到的回答都是，这些女子是无家可归，主动找上他们的，且主动要求做这份工作的。”

梁亭松眉头微皱，嫌疑犯们为了逃罪作出这种狡辩是很正常的，可为什么失足女人们也会作出这种回答。

“洗脑？”这是梁亭松能想到的，能够解释失足女人们行为的理由了。

“也有一部分原因在里面，后来我爷爷去其中几个女子住所处进行调查，发现在回归正常社会之后，这些女子或多或少都表现出对被惩处的嫌疑犯的同情。”

许为溪这么一说，梁亭松就明白了，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过去在解救人质时，也遇到过人质主动维护嫌疑人的情况，人质对嫌疑人展现出了依赖和同情，甚至有的人质在警方救援时破口大骂。

医学心理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那个时代，在那长达两年无人知晓的时间里，谁也不知道那些失足女子们经历了什么。陷入牢笼又无人救助的绝境中，身体和精神的本能促使她们对于嫌疑犯们产生了依恋，只要听话，只要肯干，就有一口饭吃，就能活着。

所以，哪怕警方的救援终于到来了，她们也不再信任这种正义的力量。

“警方顾忌这些女子会做出破坏社会秩序的事，所以对这些女子进行了长期的秘密监视。”

许为溪叹了口气，手搭在箱子边上，看着箱子里的资料，目光有些黯然，“明明通过心理疏导，这些女子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们被当成疯子一般受到监视。”

“梁亭松。”许为溪偏过头来看向梁亭松，嘴角带着苦笑，“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不只是穷凶极恶的嫌疑犯，可能还有那些本应被救助但却站到了对立面的民众。”

无辜的百姓会成为恶人的盾，罪恶藏在他们身后肆意横生，往地下深处扎根，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