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大，他的名声如此就算彻底坏掉，以后再在这里发展恐怕很难，所以他打算离开。

但关雪心这时一个电话请求他去美国看望陪伴她。小女孩孤身在异国求学，家里又接连遭遇了重大变故，她实在是又焦心又难过，在电话里大哭一场，哭得江去雁铁石心肠也只能软化，最终将订好去日本的机票改换了目的地，飞了十几个小时到美利坚给大小姐当陪读。

也许是北美洲与故乡真的隔得太远了，完全陌生的异地反而给了这时候的江去雁安心的感觉，这里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与不堪，他也就不必惊慌和困扰。

他很快适应了汉堡包和披萨，适应了比港岛快得多的车速，适应了连续的雨雪天气和脏兮兮的地下铁。白天他随处闲逛、喝咖啡、shopping和做facial，晚上陪关雪心看书健身做家务。小女孩比任何时候都更粘人，生怕江去雁就像她的父母一样随时会不见了一样，晚上睡觉都要求江去雁房门开着，两间房相对着她就能随时看到江去雁床上的轮廓。

她读书也更用功，次次作业都是A，而且也在用心地准备申请大学，往往晚上忙到很晚。江去雁心疼她，周末想带她去市区里行街，她有时候还不乐意。在寒假结束的前一天，她和男朋友分手了，她虽然哭花了脸，但是擦干了眼泪，她一声不吭又回到房间里继续看书。

两人只是从来不提关正英。

江去雁知道她不敢在他面前提，他也乐得把这个名字埋起来不理会。

过了年，香港来电话通知江去雁禁锢案要开庭了，问他是否愿意出庭。江去雁本来想拒绝，看到关雪心念书的背影，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从下着大雪的北美回到香港，温暖的南方小岛使得江去雁精神振作。他终于有一种熬过寒冬的感觉，积累在身体里的沉重和消极被自然带走，希望和乐观的想法在慢慢地恢复。

当天他穿了一套新西装，头发梳得干净整齐地去了法庭。被告席上的关正英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昔日的太平山总教头添了许多白发，失去了保养的面庞显得黄槁、疲惫，年岁上仿佛一下子增加了十岁。他戴着一副窄框的老花眼镜，眼睛像是不大好，进被告席的时候没看到席前的楼梯，差点摔一跤，要警员扶着才站稳。

江去雁有点不满地问主控官：“就算是犯人，也不能虐待吧？之前眼睛还好好的。”

主控官这才解释：“他上个月病了一场，眼睛结膜炎，不要紧，已经有医生给他看过了。”

“为什么突然会病？”江去雁问。

“他和人打架受了伤，伤口发炎难免要病。”检察官反倒很惊讶他这么关心关正英，“你放心，没有性命之忧，而且他还打赢了，据说现在已经在犯人里立了威，各个都叫他大哥。”

江去雁听出来他对关正英的鄙夷，于是不好再多问。

庭审是漫长而枯燥的，开头的部分听得江去雁只想打哈欠。但他很喜欢法庭里的感觉，喜欢这种庄肃、安静的气氛，喜欢法庭严正刻板的布局，每一把椅子的摆放都是有布局有章法的，每个位置都有它存在的法律上和情理上的道理，每个人相应也就有存在的理由。

因为是非公开审理，听审席上人很少，没有媒体，也没有社会人员，只有几个法学院过来学习的学生，这些人大部分都不认识关正英和江去雁，也很少知道十几年前的旧事，所以也不会以猎奇的目光审视他们，于是在这里进行的就好像真的只是一桩普通的人身侵害案。

作为被害人的江去雁除了出庭陈诉犯罪事实以外，还有一个环节是辩护律师向他提问。

辩护律师问：“请问你与被告的关系？”

江去雁看了一眼关正英，关正英低着头揉太阳穴，好像精神不济的样子。他把目光移开，看向了法官：“我是被告的下属，他是我的上司。我受雇于他的公司。”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关系了吗？”

“没有。”

“事发当天，你为什么在被告的家里？”

“他女儿出国留学，我去送行。”

“你和他女儿是什么关系？”

江去雁皱眉：“这个问题和案件有关吗？”

辩护律师不慌不忙：“你说你是他的下属，但一个普通的下属不会和上司的家人关系这么好，单独到老板的家里吃饭并给老板的女儿送行。”

江去雁冷冷道：“我是他女儿的经纪人，他女儿从六岁起出道就由我负责。”

辩护律师继续：“事发当天，你们吵架了是吗？”

“是。”

“因为什么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