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彻夜留在小叔那间小屋里，帮他赶工。我来负责看那些有标准答案的习题，打钩或者叉，然后写优良中差，唯一比较头疼的是需要捏造一下日期来掩盖前两个月的空白。小叔负责看周记和作文，我跟他说，差不多就好了，用不着每篇后面都写评语，小叔笑笑，摇头。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通宵达旦，看着曙色一点点染白了肮脏的玻璃窗，我觉得眼前这些堆积的本子代表着一段新生活开始的希望。而小叔，他写的评语未必很长，却字字珠玑。他的脸一点一点地红润了起来，他的字永远都是那么漂亮，看不出来彻夜无眠的零乱潦草。我怕是一辈子也写不了那么好看的字。然后他长长地叹息一声，就像是一个烟瘾犯了的人深深地把一口烟吸进肺里那么心满意足。

其实我一直在盼望着，我希望能在这一堆堆的本子里，找到一本，上面写着郑东霓的名字。我知道，小叔心里其实也在这么盼望着。我们心照不宣地等待着，就像两个在火车站接站的人。一个个无关紧要的名字从我们的手指间掠过去，未批改的那叠本子越变越薄，我们一起期待着那个息息相关的人，希望“郑东霓”这三个字会在越来越渺茫的希望里浮出水面。

但是我们终究没有找到。没有办法，郑东霓她就是这么狠，她一直这样。

一直如此。好比——那一年。

那一年我高中毕业，我说过了，我并没能考上我想去的大学。三叔当时想送我出国去念书，其实他和三婶已经开始在做相关的咨询了。但是我不肯，我说我不想去，我还说我去上这个大学没什么不好，我很喜欢物理这个专业。

然后，郑东霓从新加坡回到龙城来。

她带我去咖啡厅，叫我随便点饮料。那是我第一次去这种地方。若有若无的音乐声中，我们彼此有些不自然地看着对方。“你看上去总是那么小，你什么时候能长大一点呢?”她习惯性地嘲弄我，按灭了烟蒂，过滤嘴上留着淡淡的唇膏印迹。

我18，她21。她看上去比我大很多。我还是一个穿着运动衫的中学生，她浑身妖娆，举手投足都是属于异乡，属于物质的气息。我知道店里穿梭的服务生们都在暗暗猜测我们的关系，这让我尴尬，几乎不敢抬头看她。

“你为什么不肯去留学?”她问我。

“我不想去。”

“撒谎。”她狠狠地瞪着我，只有在她故作凶悍的时候，她眼神里那一点稚嫩才会出卖她的真实年龄。

“三叔的公司刚刚开张不到三年，现在周转得其实不算好。”我淡然地说。

她沉默了一下，粲然一笑：“跟我去新加坡，我来付你的学费。你成绩好，补一补英语，一定能念名校的。”

我被她逗笑了，我说：“算了吧，与其欠你的，我宁愿欠三叔的。”

“等你以后发达了，把钱还给我不就行了。”

“钱以外的东西，永远都还不清。”我无意识地摆弄着包过方糖的纸。

“拜托。”她吃惊地挥挥手，丁冬一声，把打火机扔在玻璃的台面上，“除了欠债还钱之外，你总得有点自己的理想吧?你只有这一辈子而已，你明白不明白?”

“我的理想就是能快一点自己站稳，能早一点凭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就这么简单。”

她侧着脑袋，凝视了我片刻，把一口烟喷到我脸上：“你去死吧。”她清晰地说，“我懒得理你，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没出息的弟弟。别人都还没怎么样，你自己就先因为你是孤儿看扁自己，连赌一把都不敢。所以你去死吧，你只配庸庸碌碌地一辈子活在烂泥坑里，死到临头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做过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

我躲闪着她的眼光，什么都没有说。她永远是这样，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话会深深地刺到别人心里去。

我只能拿起她的烟盒，从里面拿出一支：“能给我一支吗?”

“当然，当然。”她大惊小怪地笑着，“你已经18岁了，连一支烟都没有抽过，那像什么话。”

窗外一阵闷雷不动声色地压境。那种轰隆隆的，似有若无的声音令人联想起深夜躺在火车里面，耳边充斥着的铁轨和车轮间的对峙。“要下雨了。”郑东霓喃喃地说，“而且是暴雨。”一道闪电就在这个时候迅捷地映亮了她的脸。咖啡馆的那些靡靡之音顿时沾染上了某种诡异的无力。

18岁那年，我在一场暴雨来临之前，点燃了这辈子第一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