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我答应了。

陶然：“到时候我去接你？”

“不用，你把时间和地址告诉我就好。”

陶然是一个怀旧的人，在我看来怀旧并不是什么好事，相反，怀旧常常会给人惹来麻烦，怀旧的泥沼常常让人忽视现在和未来。因此每当他想与我独处的时候，我总是拒绝。

过去就是过去，结束就是结束。我喜欢界限分明。

在我们之间，我不会再给他机会，当然也意味着不会再给自己机会。

除了以前的回忆，只剩下工作往来就好。

陶然是诗刊《厦门蓝》的编辑。

我从上大学开始便频频地在《厦门蓝》发表作品，在我创作热情高涨的那几年，陶然不停地鞭策和鼓励，最终我的作品得以集结成册。

在我们分手之后，他也继续作为我的责编。到现在我已经出版了几本诗集。

陶然是一个典型的幻想家，成天做梦，实际年龄比我大六岁，心理年龄应该比我小六岁。他一直梦想着我能够成为顾城那样的著名诗人。

“请你放过我！我不想给自己压力，也不想成为别的任何人。”我这样明明确确地跟他说。

“阿秋，你没明白，我说的是，你要笔耕不辍，写出像他作品那样的优秀诗篇，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现代诗的魅力。”陶然根本不听我说的话，他一直致力于让我的作品被更多的人阅读、接受。

“你又何必呢？”我说，“我只是为自己写诗而已。”

“你这样的觉悟不可取，”陶然打断我，“诗歌这种语言和思想精华，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这样我们的民族思想和审美才会有提升的希望。”

“诗人没疯，编辑先疯了。”我已经失去耐性，不想再跟他耍嘴皮子。

“只为自己写诗这种狭隘，你要及早摒弃，”陶然依旧不依不饶，“你知道李后主后期作品的眼界为什么变得更加广阔吗？”

我懒得理他，他却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接着说：“那是因为亡国之后，他从自身的局限之中破茧而出，看到了更加阔大的世界、体验到了更巨大的痛苦，因此才有了更深更透的领悟。”

“得啦得啦，我以后会睁眼看世界的，可以了吗？”

……

类似这样的对话，在我们交往的那段时间简直是家常便饭。

说起来，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也蛮开心的，不过最终我们并没能携手继续向前。

到了诗友会的那一天，原本说会陪我去的程珊竹不得不去录音室，最近她要开始督促团队宣传新歌，如果这首新歌顺利的话，年底她的新专辑就很有希望。

“抱歉啦，阿秋。”程珊竹匆匆忙忙地准备出门，“经纪人觉得之前拍的那一组照片与新歌的风格不太搭调，建议我重新拍摄。”

“没关系，我自己去就好。”

“那我先出门了。”说完她便风风火火地离开。

虽然是富家女，但程珊竹为了能够摆脱她母亲的钳制，在事业上还是很拼、很认真的，尽管说现在认真地唱歌的人已经很少，不过，她是真真正正喜欢唱歌并在认真唱歌的人。

我早已经放弃赚钱，自从毕业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到任何公司上过一天班，我的收入除了版费之外，兼职配音偶尔会带来一些外快。我的稳定收入只有收房租。

用程珊竹的话说，我就是一个精神富有但生活贫穷的人。

我没有反驳她的话，因为，确实，与她相比的话，我肯定是一个贫穷的人。

可实际上，我觉得自己的积蓄还蛮多的。从十八岁到现在，依靠收房租我已经存下一笔钱，而且我比较少买昂贵没用的东西，又善于理财，加上最近刚刚继承了母亲的积蓄，我目前的财富差不多介于不用去公司里上班又能够免于经济焦虑之间，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十年之内我都能够衣食无忧。

如果将名下的不动产加起来，我甚至可以一辈子都无忧地为自己写诗。

诗友会是下午三点开始，我喜欢这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

这一天我打扮得很中性，穿着黑衬衫，因为戴了一条式样简洁的项链，所以衬衫上面的几颗扣子是敞开的。

在社交场合穿高跟鞋站着太累，又会显得过高，所以我选了一双白色的帆布鞋，这样搭配上铅笔裤刚刚好。

我决定就如此随性，毕竟也没有谁规定诗友会的着装，再说了，诗人们都很随意，如果哪一个诗人会在意别人的眼光，那么他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诗人。

诗友会是在一个大厅里举行，场地布置颇有酒会的气氛。

我掐点到了会场。单独到这样的地方，入场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发怵，这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人陪在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