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鑫报上了湖州别驾的事情，倒没出岔子，毕竟证据确凿，那时候关于湖州丰宝仓的事情也已经传了上去，前任刺史在朝廷派人去缉拿之前已经自尽，而文臻报上去的关于前任刺史别驾诸官员贪贿勾结诸般证据也都齐全，所以湖州别驾很快议定了斩立决，但在此事完毕，蒋鑫报上一年三赋并让蒙家一家作证时，出了岔子。

蒙珍珠一家反口了。

蒙家说一年三赋绝无此事，那不过是小叶村有部分村民往年和丰宝仓借了粮食，拖欠了许久未还，所以才被催索，不行朝廷可以再派大人去湖州其余诸县查问，可有一年三赋之事。而蒙家三人，完全是因为女幼，妇孕，男弱，一家子好拿捏，被刺史大人选中为证人，才不得不踏上这千里告状的茫茫路途的，如今见煌煌天威，自然不敢再虚言谎饰，拼将一死，也要将真相说清楚。

蒙珍珠那个怀孕的嫂子，在路上已经生产了，产妇虚弱，在殿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当即将众人哭得信了三分——这一家子，着实不应该作为告状的苦主上京的。

蒋鑫看着这一家人，目瞪口呆，但他身为御史中丞，“持中公允”是必须遵循的本道，是万万不能代文臻驳斥的，一旦他站了文臻的立场，他也就失去了说话的权力和可信度，他只能指着那一家子发抖，怒声道：“当初你们在老夫面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蒙珍珠那个大哥，磕了一个头，不敢看他，低头道：“我等畏于刺史和观风使权势，只想着委屈周全……”

蒋鑫当即气得险些中风，被抬下去了。

但是问题来了，文臻为何要在一年三赋的问题上撒谎？湖州已经证实了赋税极重，三倍缴纳且肥了唐家，她在这一年三赋问题上再捏造欺君有何意义？蒙家一家子一脸懵，表示只是被迫做假证，对刺史大人背后深意完全不知，众人想着也应该是如此，如果知道倒显得不妥了。

如此朝堂就此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部分人认为这蒙家一家子刁滑，作证时目光闪烁，显然别有隐情，湖州赋税之事已经被文臻后来查清，一年三赋之事作假毫无意义，文臻犯不着这般给自己下绊子；

一部分人认为这要看当时情形，当时文臻刚刚进入湖州，还没把握查清湖州赋税情形，进入小叶村被小叶村村民得罪，又见了官府收粮，是否存在误会之下就误认为存在一年三赋，又怕来不及查清湖州赋税真相，为了应付朝廷，干脆决定将此事坐实，恩威并施逼蒙家一家作证，存在敷衍塞责问题？

还有一部分人，则更加闪烁地提出了一个可能，会不会湖州赋税其实根本没有问题？所谓一年三赋也好，三倍赋税也好，其实都是不存在的，是文臻拥有权力之后，一手遮天，想要制造出湖州往年高赋税的假象。一来迎合朝廷的期望，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二来提升赋税，增加政绩；三来……三来，要说唐家吸血湖州粮草以养己兵，这主意真不错，话说文刺史和宜王燕绥，和神将林擎，关系都不错呢！

最后一句话，石破天惊。

看似莫名其妙，实则提出了一个非常阴险也非常可怕的可能——文臻糊弄朝廷，提高赋税，然后就像说唐家吸血湖州养兵一样，自己吸血湖州，为宜王燕绥和神将林擎私下培植势力！

虽然这个想法相比之下最为荒唐，但对于时刻如巨龙守宝石般守着自己权力的皇帝来说，却是最容易往这个方向思考并相信，几乎这位官员提出的那一霎，朝堂上的气氛便冷了一冷。

当即皇帝便命将蒙珍珠一家又拎了回来，问起湖州赋税的情况，那一家自然一口咬定，湖州赋税自来不高，虽然是鱼米之乡，但是年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这点赋税依旧艰难得很。

这话一出，等于为第三种论调敲了注脚，朝堂气氛更冷。

前头对文臻嘉奖令刚发出去，这事儿要是真的就太大了，不仅是朝廷脸面在地上摩擦的问题，还关系到整个东堂的安危！

神将林擎还在边境，可宜王燕绥，谁也不知道他最近在哪！

阴谋论者纷纷为阴谋论提供论调。但也有如李相单一令鼎国公周谦等人，纷纷驳斥此种猜测十分荒谬，且不说文臻刚到湖州能否如此胡编乱造一手遮天，她递上的证据详实周全又岂能有假？她身为刺史用什么方法暗中搜刮不行，为何要冒险欺骗朝廷提高赋税再从中抽利这么复杂？一年三赋的事情她自己也在奏折上说只是路过见闻，未见全貌，可见谨慎周全，这般谨慎的人，又怎么会多此一举，轻易送不可靠的人上京作证自己砸自己的脚？而她如果真的如此一手遮天，湖州后来又何至于发生那许多事故？明显有人一直在和她做对，或许此事亦是其中一计，请陛下三思，不可贸然寒能臣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