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陶站起来去隔壁房间接电话，副局长黄简跟了过去。苗得雨去洗手间，听见两人在说话。老陶说：他又不是领导，为什么把他叫了过来？黄简说：不是空了两个座位吗，空着也是空着，喊他过来凑个桌角。老陶说：无论做什么事，宁缺毋滥，现在人都很讲究层级，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话不对题，腔不对调。黄简解释说：不想着他好歹也是个支部书记吗？大小也算个领导。老陶说：如果照你这么想，以后的战友聚会就聚不成了。咱部队回乡的战友，混成支书成堆，这得有多少人？黄简说：他不是城中村的支书吗？老陶说：城中村的支书也是支书，城中村的支书就不得了了，算个啥？

苗得雨从洗手间出来没有回包间，不打招呼就告辞了。这些年，随着城中村的地理位置越来越重要，他站得高，尿得也高，但有个心病，害怕这一切热闹的背后，别人只是在利用他，内心仍然把他当成土鳖子，用上时候，涂脂抹粉；用不上时候，像丢掉一只破鞋子。村里翟贵当了十几年的支书，为了这个支书的位置，两人斗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他从支书拱掉变成了副支书。老翟给他交班时，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这个支书啊，我早就不想干了，见天磕不完的头，作不完的揖。把你当成了领导，吃饭时候，坐上座，喝鱼头酒，自己也感觉自己人五人六了，其实，在领导的眼里就是一泡稀狗屎，用不着时，连臭都不臭。老翟的其它话苗得雨没有记住多少，但这句话他记住了，记住是因为苗得雨当上支书后，感受的比老翟更深。随着他的应酬越来越多，够上说话的够不上说话的，都找他，都对他殷勤倍至，老苗的心便飞了起来，有时甚至出现了幻觉，觉得很多领导不是领导，自己才像领导。有了这种感觉后，老苗很少参加庆典婚礼之类的活动。以前热衷参加是因为在介绍来宾时，把他的名字、职务当众念出来，感觉是一种荣耀，现在虽然介绍来宾时，也念他的名字和职务，但都是排在那些干部领导的后面，他心里就有种说不清的滋味。

老陶和黄简的谈话，说中了老苗的心病。坐在车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想通时，觉得身份就是一张纸，纸捅破了，什么都不是，很多人并没有身份，照样不是喝头杯酒，吃头筷子菜吗？想不通时，觉得人与人一样，尿得一样高，尿得一样粗，仅仅有个身份，就黄袍加身成为了人上人。像老陶他们这些战友，不就是把名字写在红头文件的纸上涨了身价吗？也不知道是他们自己感觉有了身价，还是周围人抬高了他们的身价？

回到家，苗得雨把自己关在屋里，越想越觉得老陶不是东西。如果今天不是听到了老陶和老黄的谈话，感觉自己已经和他们平起平坐了。老陶的话让他从云端里坠了下来。 “小人得志！小人得志！”苗得雨不断重复着这句话。老陶就是个小人，面上看起来笑呵呵，肚子里一肚子杂碎，戴个假面脸，遇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再看看老陶的长相就不是什么好货，肥头大耳，一脸赘肉，一脸赘肉就赘肉吧，赘肉上还长着几颗黑痦，黑痦就黑痦吧，黑痦上又长了几根白毛毛，长长的不舍得剪掉，像谁家过年杀的猪猪毛没有褪干净。长了这么一副酸胖脸，还到处招蜂引蝶，明目张胆让女人给他送花，送花就送花吧，与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别人也不会对那点男盗女娼的事感兴趣，干嘛还装一脸无辜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只能证明这货不是什么好东西。

苗得雨抽了半盒香烟，仍不能平息心中的愤怒。想打电话把他这件事抖落抖落，就想到了他的同学乔福长。

乔福长任煤都区城建局拆迁办主任，是老陶的下级。当年，苗得雨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一个亲戚在高山县当领导，打个招呼他就去高山县读高中，和乔福长是同学。虽说同学也没有多的交往，同住一个城，偶尔见面，只是礼节性打打招呼，无非是“最近忙什么呢？”或“最近怎么没有见到你的面？”，都是面上的话，也不是真让对方回答，只是找说话的由头。后来，乔福长做了拆迁办主任，因为诸葛寺村的拆迁，两个人的工作圈套在一起，接触几次下来，关系才密切起来。老陶是分管城建的副区长，他要当着老陶下属的面把老陶如何虚伪，如何表里不一的假面具撕下来，让人认清老陶的嘴脸。

电话打过去，乔福长在单位，苗得雨坐车就过去了。拆迁办开始在局机关办公，拆迁户因为拆迁问题，老和拆迁办工作人员吵架，弄得跟鳖翻潭似的，局里就把拆迁办迁了出去，在城边儿租赁一处大院作为办公地点。白天上班时候，人来人往，下班之后就没了人。拆迁办雇了一个看门老头。老头养了一只护院的黑狗，叫“老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