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我正和克里斯蒂安一块儿倚着橡树底望天，碧蓝的天空蒙着灰扑扑的雾，同克里斯蒂安的灰蓝眼珠有些相像。

“你揍我一顿吧，”克里斯蒂安忽然转过脸来，少年人的轮廓已初具棱角，“之前我看不惯你，是觉得你那一副眼高于顶的倨傲模样过于欠扁，但我现在承认你确实有两把刷子。来吧，我让你报复回来。”

我向来是个克制懂礼的人。

遇上事情从不会像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废物一样只会用拳头说话。

母亲一直希望我做个风度翩翩的绅士。

优雅，矜贵，不可一世的。

——但是母亲现在不在这里。

我选择当一个礼尚往来又记仇的普通叛逆少年。

我把克里斯蒂安揍趴下了。

他在寝室里奄奄一息地躺了一个星期。伤愈以后活蹦乱跳的，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一天到晚跟着我，说想和我一起研究密码。

他很吵，但是相比起同那些成天在姑娘面前卖弄却没什么实际内涵的笨蛋相处，我更愿意和他待在一块儿，他没有别人那么难以忍受。

处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德国遍地荒凉，即使我们的政府暂停了每年支付的战争赔款，依旧没给公民减压多少。大街上随处可见失业的青壮年，他们为生计和面包忙碌，没有人会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预备士兵身上。

我们的国家在十多年前战败，战争为世界带来进步，为我们带来天价赔款和无数哽咽。战争由年老的长者发起，由年轻的人们送死，最后让遗孀和孩童承担。

普通人的一生怎么有力气经得起第二次战争的摧残？战胜国的子民尚不相信世界会有第二次战争，更何况是像我们这样的战败国，没有人相信和平会被再次打破。

但是在慕尼黑的土耳其街23号，在叔父待的小房子里，我看到的是日臻完善的情报系统和一个悄然滋长的庞大机构。我说过我的叔父是个天才，生在音乐世家，擅长无数运动，还不到三十岁就靠着几本英国情报书自己搞出了一个情报系统，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完美。

母亲把我交给他，可不是单纯为了促进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我知道叔父在为一个政党工作，他带我听过那位党魁的演讲。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热衷于政治，他是一个天赋极佳的演说家。

他给予他的追随者一份体面工作。

许诺无数孩童一把糖果。

给孤儿寡母们送上黄油和牛奶。

以此来召告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无论对错，这是你们的国家。

一个谎言只要被重复过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

当时的我尚未从戈培尔部长的口中听见这句话，只能很浅薄地意识到，那个其貌不扬，在台上高谈阔论的男人或许会成为一个疯狂的救世主，我不该相信他，但我不得不相信他。

待在军校的第一年我和克里斯蒂安一起度过，第二年我碰见了弗朗茨，在靶场，晚秋季节，橡树叶子红到绚烂。我带着一纸袋面包糠去往靶场。

我在那儿偷偷养了一只雏鸟。它因为翅膀受伤的缘故不慎落进了子弹遍布的靶场。我不能把它带回寝室，就在高高的橡树枝里做了鸟窝。雏鸟很怕生，往往只有在看见我出现的时候才敢大着胆子从树上飞下来，停在我的肩膀上。

但是天气渐渐转冷，隆冬即将来临，在我时刻担忧着雏鸟是否活不过这个冬天的时候，弗朗茨那个混蛋出现了，他一来就把它给打死了。

我足足养了我的小鸟一个多月，养到它的伤口马上就要愈合，弗朗茨居然轻飘飘地打死了它！

我生气极了，冲他那张永远笑得人畜无害的白净脸蛋狠狠挥了一拳，紧接着我的嘴角也遭了殃。我们互相扭打在一块儿，像过去无数次那样，不过这回比护食的豺狗还要凶狠，最后引来了靶场看守的注意。

我们齐齐被送进了医务室。

我们齐齐领到了打扫三个月澡堂和厕所的处罚。

我在橡树底下埋掉那只雏鸟的时候，弗朗茨对我说，那只小鸟是自己迎着枪口撞上来的。

“你知道它是什么鸟吗？它是苏雀，世上最傻的一种禽类，很容易被人类用苏籽骗进笼子。你把它高高保护在橡树顶，它的父母朋友找不见它，一定觉得它死在了人类手里，早就南迁越冬去了。”

“你没有发现吗？最近的天气变得这样冷，我们的靶场早就没有能飞的雀鸟了。这只傻乎乎的苏雀只能和子弹做伴，因为子弹同它一样向往飞翔。”

可子弹始终是致命的，不论它是否怀揣着杀死雏鸟的意图，它们的相遇总会穿透雏鸟的皮肉，最后换来理想双双破灭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