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院长“呃”了一声, 说：“捐款人还没最后决定，钱应该不能那么快到我们这里。”她只好点头。临出门前张院长又嘱咐：“还没完全决定的事，先不要告诉大家。”

原来是还没决定的事。她早已习惯，从来不敢轻易相信有什么好的事会发生在她头上。

倒霉的事倒常常叫她给遇上。福利院位于城乡结合部，治安算不上好，那年还发生过几起抢劫案，专抢年轻女孩子。有一次她下课坐公车回家，不巧公车抛锚在路上，又赶上晚高峰，再挤上一辆车着实不易，她就干脆走路回家。

她抄了近路，有那么一段是废弃工厂后门的僻静小巷，没什么人烟，隔几十米才有一盏忽明忽暗的破路灯。天都黑了，她听到后面有跟着她的脚步声，想起最近的抢劫案，吓得浑身一阵鸡皮疙瘩，抱紧了书包加快脚步。

无论她怎么快步前行，后面的脚步声似乎总不远不近地跟着。她不敢停下来，更不敢回头看，简直是以运动员竞走的速度暴走，但始终甩不脱背后的脚步声。到最后前面已经看得见灯火通明的大路，脚步声却追上来，似乎就在她的身后。

“喂！”后面的人叫她。

她哪里敢停，照旧健步如飞，后面的人上前一步，猛然拉住她的手。她的脑袋“嗡”的一声，不得不转过身去。

抢劫犯似乎很年轻，瘦瘦高高象一根竹竿，黑色的滑雪衫。灯光昏暗，他头上压着一顶棒球帽，宽大的帽檐遮住眼睛，她看不清他的眉眼。

她挣脱对方拉她的手，抱紧书包，有一刻瞪着对方，不知该怎么反应，心里后悔得要死。她浑身上下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唯有一对珍珠耳钉，据说是她被丢在福利院门口的篮子里找到的，平时大都舍不得戴，今天偏偏戴在耳朵上。

如果抢劫犯要抢东西，她身无长物，只有这一对耳钉。那个抢劫犯似乎也对她的耳钉感兴趣，歪着头看她，最后问：“耳钉是你的？”

这时候巷口有人大叫她的名字：“微微！”她认得那是和平的声音，这才反应过来，扭头发足狂奔，跑出几十米才敢回头。还好那人没追上来，昏暗路灯下拖着长长的影子，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回到福利院她还心有余悸，幸好和平见她天黑还没回家，放心不下，去各处找了找。美丽听说她的遭遇拍案而起：“报警啊！有没有看清抢劫犯长什么样？”

黑灯瞎火的，她没看清那人的脸，只看清那人戴着黑色棒球帽，上面橘黄色的英文，两个字母上下相交在一起，好像是“S”和“F”。她摇头：“也许是我大惊小怪，那人穿得整整齐齐，并不像个坏人。说不定他只是想问路。”

美丽立即一幅嫌弃她没用的样子：“问路的那会问你戴的耳环？你呀，就是胆儿小。”确实，换了美丽，如果遇到歹徒，也一定要奋不顾身上前搏斗，将歹徒胖揍一顿，然后扭送公安局法办。

等到没人的时候，和平说：“以后下课我去公共汽车站接你。”

她连忙坚决反对，公车又不会天天抛锚，而且通常她下课都比和平早。她指天发誓：“以后一定不往小路走了，这样总行了吧？”和平无奈，也只好答应。

转眼冬天降临。元旦的时候，张院长分配了她一个公关任务，去参加一个捐款人的活动。

以前也有什么企业年会之类的活动邀请福利院的孩子参加，多半是企业为向媒体展示自己做了多少公益活动。张院长通常组织小小孩们穿上统一的白衬衫，戴上红领巾，去表演个大合唱。这一次大约是因为在晚上，又路途遥远，所以就带了她。

张院长说为了福利院的形象，要穿得隆重些。因为上次路遇歹徒，微微十分小心，那对珍珠耳钉再舍不得拿出来戴了。但她挖出唯一一条黑裙子，穿上有点小的蓝色毛线开衫，甚至在头上别了一只发夹。张院长看了看，表示满意。

还有她的球鞋太小，已经被她的脚趾顶破了一个洞，来不及买新的，张院长临时回家去邻居那里借了一双黑皮鞋给她。

式样古旧的圆头皮鞋，比她的脚大了一码，每走一步她都怕鞋掉下来，下意识地勾紧脚趾。她就这样踢踢踏踏地上路，跟着张院长坐上长途汽车，又挤公共汽车，似乎走了很远，才来到那个叫南岛的地方。

海风凛冽，天气冷得掉冰渣。十年前的南岛远不如现在繁华，没有那么发达的旅游业，天一黑，家家户户关门闭户，只有渡轮口的小饭馆有几个人影。张院长问了路，领着她七拐八拐，终于找到要去的地方。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傅宅，高门大院，空阔气派，门口两只威风凌凌的大狮子有两人多高，门前一路灯火通明的红灯笼，一直通向对面停得黑压压的停车场。门口穿大红锦缎高叉旗袍的女子似乎不相信她们是来赴约，把她们的请柬翻来覆去地看，最后张院长说：“我们是福利院来的。”旗袍女才释然，放她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