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住的也是大杂院，面对大杂院这种人多、口杂、矛盾多的环境，自认为已经充分了解，游刃有余，她觉得自己可以帮助颜如许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

但是慢慢的发现，包括刘嫂子在内的一些人接近她，都是为了打听颜如许家里头的事情。

跟自家大杂院的邻居，她可以毫无顾忌的谈论自己家里的事儿，却不能跟别人透露主家的一星半点，这是她做保姆的原则，也因为这是颜如许不能碰触的底线。

当宝来胡同的一些人从她口里打听不出来什么，就开始说酸话，或有意或无意的挑拨，说她是当下人的，在旧社会就是老妈子，说什么时代不一样了，剥削阶级又开始翻身了云云。

对自家的邻居，但凡有敢说这种话的，那花婶肯定就带着儿媳妇打上门去了，可是对着宝来胡同的这些人，她为了不给颜如许惹事，就只能选择忍了，平白受了气，心里头也不是不郁闷的。

好在她从宝来胡同进出的时候少，眼不见心不烦。

后来，不知道怎么地，颜如许是离婚妇女的事儿在宝来胡同传开了，就有人来和那花婶确认，说算酸话的，明着惋惜实则嘲笑的，感叹的，想给颜如许介绍对象的……

其中就有这个刘嫂子，藏在肉皮底下的那丝幸灾乐祸藏也藏不住，对着那花婶的时候，佝偻的腰板都挺直了。

那花婶又怒又恨，但更多的是忐忑，唯恐被颜如许怀疑，是被自己传出去的，就更不敢再和大杂院的人接触了。忐忑的同时，她也在犹豫，想着得跟颜如许说一声，先有个心理准备，以免冷不丁听到戳心窝子的话，一时间心里头接受不了。但，这有可能是受力不讨好，还可能加重自己的嫌疑，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装傻。

但，如果装傻，自己良心上过不去，纠结之后，那花婶还是选择提醒颜如许。

颜如许听说后，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大的反应，她说：“那花婶，我知道不是你说出去的，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对你这点信任还是有的，还有，谢谢你提醒我！”

那花婶听后险些哭了，一句信任有时候胜过千言万语。

颜如许在准备换这座房子的啥时候，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在报社这样一个组织单位里是没有秘密，因为不管结婚还是离婚都需要经过社里批准、开介绍信，一个人知道，就代表着全社上下都会知道。

原房主现在就住在社里的职工楼里，自己离婚的事儿算是报社里一个经久不衰的八卦，她早早晚晚都会知道。原房主没有义务帮自己保守秘密，通过她的口传到宝来胡同来，也只是时间问题。

颜如许只是感慨，口口传播的速度太快了。

颜如许就歇了让康康和大杂院小伙伴们做好朋友的心思，不想让他小小年纪，就去听那些看似天真实则如钝刀子杀人的话语。

可是没想到，即便是无冤无仇，光是你这个人就能成为原罪，会被人无缘无故的恨上。

颜如许：“一想到有这么个在背地里暗暗愁恨着我的人，随时准备搞小动作，我就不能心安，要是我自己也就算了，可是还有康康，我怕他们算计不到我，就把主意打到孩子身上。”

说着说着，颜如许后脑的凉意蔓延到后背，她这才发现，她的恐惧感，竟是比自己以为的还要重。

那花婶看着她，眼睛里也满是担忧，道：“不能就这么干坐着，你有主意了没？”

作者有话说：

康康：妈妈就怕我受到伤害，我要是有爸爸就好了！

第15章 扭曲

有个主意在颜如许心头慢慢形成，她没有打算瞒那花婶，缓了缓神后喝了口水，“我想让他们离开。”

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刘嫂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自己没有犯错，肯定不会走，那就只能让刘嫂子一家走了。

那花婶抿抿嘴唇，低头沉默了。

她不知道颜如许想把刘嫂子赶去哪里，是只赶出宝来胡同，还是要赶出京市去，她虽说不赞同甚至痛恨刘嫂子的所作所为，但隐隐的却有种同病相怜的意味，虽然理智上知道颜如许这样做都是被刘嫂子逼的，但情感上却又有些难以接受。

颜如许猜到了那花婶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她不想在那花婶心里头留下疙瘩，便说道：“那花婶，咱们想处这么多年了，你应该了解我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仗势欺人的人，在我眼里，人人平等，不分贵贱，但是不管社会地位、生存状况如何，都有好、坏之分，穷不是罪过，恶才是。换句话说，如果危害到我和康康的，不是刘嫂子，而是我报社的领导，我也会想方设法，将他赶走。”

颜如许话一说完，那花婶又沉默了一会儿后，缓缓叹出口气，脸上显示出内疚的神色来，“对不住啊，小颜，是我钻牛角尖了。”

颜如许微笑，将水杯推到那花婶旁边，道：“我理解你，你这样的反应才是正常的。”

那花婶拿过水杯喝了一口，刚把水咽下去就问：“那我能帮着干点什么？”

颜如许今天叫那花婶过来，本来就是想要请她帮忙的。

“我想让你帮我打听下刘嫂子的家庭情况，越详细越好。”

现在的情况是，敌在暗我在明。

通过原房主的口，大杂院的人把颜如许的职业工作单位和婚姻状况都搞清楚了，可颜如许对刘嫂子却一无所知。

她要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有针对性的实施计划。

那花婶的效率很高，颜如许晚上下班回来后，她已经把信息打听出来了。

刘嫂子今年55岁，无业，解放前随着丈夫迁居到京市，解放后，他们家划定的成分是小手工业者，属于无产阶级，按照政策照顾，以极优惠的价格租赁了房管所的房子，也就是他们现在住的那间房。

刘嫂子丈夫以前在街头摆摊修鞋，公私合营时，按照政策本来可以成为鞋厂正式工的，却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只当了个合同工。二十年前刘嫂子丈夫生病过世后，家里没班可接，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又要养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刘嫂子就去打零工，为了多赚钱，专挑最苦最累的活干。

那会京城修路，得先用板车拉土垫桩基，刘嫂子也不用牲口，借了个旧板车，自己跑到10多公里外的郊区去拉土，自己装自己拉，拉一车土，给五毛钱。后来，还去砖厂打零工，做砖坯，从挖土、和泥、做转胚，和那些身强力壮的大男人们抢货干。

彼时，她家大儿子已经十三四岁了，已经算是个半大的劳动力，学习不好，早早辍学在家，刘嫂子觉得儿子太小，舍不得让孩子干活，就让在家里头待着，让才七八岁的女儿伺候着，给做饭、洗衣。

等女儿长到十来岁，刘嫂子就开始带着女儿去干重体力活儿，那会她大儿子差不多十六七岁了，是个大小伙子了，每天在家里头不是躺着睡大觉，就是跑出去和别人瞎胡混，等天黑了再晃悠回来，刘嫂子和女儿省吃俭用，却舍得给儿子花钱。

刘嫂子的女儿再大一点，赶上上山下乡，多孩子家庭只能留一个在城里，她女儿不声不响的报名，走了。

家里少了个赚钱的，经济一下子紧张起来。刘嫂子眼看着儿子年纪越来越大，就想给大儿子娶个媳妇，可这些年辛苦赚来的钱除了日常吃用之外，基本上都给大儿子花用了，根本没存款。本来还想写信给女儿，让她把下乡补助的280块钱寄回来的，谁知道那丫头去的根本不是分配的地方，说是和别人换了，去了更偏远的地区，从此音信全无，指望不上了。

为了给儿子娶上媳妇，刘嫂子又去了建筑工地，搬砖、筛沙子，累死累活赚了二百块钱，当做彩礼，给儿子在农村娶了个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