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车门，坐到后座。

久久紧绷的神经在空调的冷风吹拂下平静些许，却依旧，来不及喘口气，复又低头。

她对上手机里刚刚发来的、错字连篇的短信，看了好半天，勉强才辨认出具体，报出个地址：“麻烦到柴湾道，东区医院，我有急事。”

司机是个瞧着五十来岁的秃顶大叔，一边听，前视镜里，他视线也在她身上逡巡了好半天，末了，方才吹着口哨，应了句好。

“……”

陈昭冷笑一声，没有再同人搭话的意思，只扭过头去，望向窗外。

双眼所见，从大屿山的寥落人群，到不断交替流转的繁华街景。

曾刻意不去回忆的、过去那六年在香港“流浪”的生涯，就这样不容阻隔地回涌进脑海中。

她记得，自己第一次来香港时，似乎也是这样的光景。

十九岁的女孩，初来乍到，不懂粤语也不懂香港那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从机场离开，只能咬咬牙，搭了部的士，这才按着不久前从钟老爷子那里拿来的父亲住址、一路找去。

在那栋破旧的屋村前，她踌躇止步，从小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女，不住对着楼道里反光的防盗门整理着凌乱的头发，直至最后，才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你好，请问陈正德在吗？我是他女儿陈昭。”

陈昭重复了数遍，很快，门开了一个狭小的缝隙。

父亲的妻子、她的继母，大抵是一眼就从相似的眉眼里确认了她的身份。

可想象中自己作为“恩人”与“亲女儿”而被礼遇的微笑却并没到来，取而代之的，是那个胖女人霎时间柳眉倒竖，狠狠摆手，将门甩出的一声震天响。

她呆立在门口。

门被带上时掀起的乱风，将她好不容易整理好的散乱鬓发，重新吹成个丧家之犬应有的模样。

这是她和父亲“新家”的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嘴脸却并不陌生。

她甚至很确信，如果自己不是苏慧琴的女儿，在大陆的那个家，对她的态度或许会更恶劣。

可她依旧不甘心。

良久，陈昭一咬牙。

倔强又执拗地，叩门、重重叩门，甚至毫不留情、一脚踢去——

“砰”。

一直从猫眼里打量她的女人应当吓得不轻。

也因此，下一秒，防盗门被“唰”的拉开。

她来不及开口讲话，只见女人如发面馒头般臃肿的脸涨红着，从门缝里挤出只手，狠狠地将她肩膀一推。

她一个趔趄。

而女人迅速缩回手，将门合拢，只留一个传音的缝隙。

蹩脚的普通话，并不妨碍扬高的语调：“怎么，还想讨债啊？你以为你什么人！我们自己都养不活，家里没你的碗，滚！”

门重新被合上。

相似的情景，唯独的不同，是这一次，她听见房门里传来小女孩的哭声，和男人“呜呜啊啊”哄着孩子的笑声。

“……”

她不再吵闹，也不再踢门，只贴近门边，在那隔音并不好的门板阻隔之外，听了很久，很久。

听着里头热闹的招呼声，嘈杂的电视声，女孩的哭与笑。

她拥有过又失去的，曾渴望的，原来都给予了另一个孩子。

所以，她只能揣着兜里那仅剩的两百块港币，扭头离开。

那年她才十九岁。

却已经开始明白，贫穷的生活像是压在每一个人肩膀上的秤砣，而善意和情谊是在天平另一侧不值一提的鹅毛。

千里送鹅毛固然情意深重，可那是因为没有被生活高高吊起的比衬。

可她依旧在生活的重压里，渴望过关于“父亲”那个角色，只是被蒙在鼓里，却从没忘记过，小时候，他也曾是她在那个小家里唯一的依靠。

所以，那六年，哪怕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生父、每次都被巧妙地避开，她依旧每隔三四个月就“登门拜访”一次，和女人不厌其烦的争吵一次。

还会用殷红色的喷漆，画出一只，当年为了保住陈正德而与钟老爷子签合约时，曾画下的红色笨猪。

她不要钱，不要回报，但要他陈正德每次看到那只猪的时候，就想起，自己有过一个被抛弃的女儿。

这是她一生不堪回首的所有，也是他唯一亏欠她的人生，她——

“小姐、小姐？想什么呢，到了，给钱咯！”

司机不耐的轻叩惊醒了她的神思。

陈昭猛地一个激灵，回过神来。

窗外，东区医院的招牌打眼，通体雪白的高楼内外，人流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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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医院，在香港的一众公立医院里，水平不好不坏，唯一的特点，大概是人多，床位比早高峰还紧凑。